探析全球治理转型中的“中国方案”——沈亚梅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是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1]从全球治理领域来看，过去5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国发展经验和全球化现状出发，从中华文明的深厚积淀中，在国际上提出一系列发展观、安全观、文明观、合作观，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拿出“中国方案”，使中国成为“全球治理进程中最为活跃、最为积极的力量”。[2]今后，中国仍将深入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在实践中完善“中国方案”，不断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一、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动力源泉

 

　　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深刻变化，全球治理领域重新洗牌，传统的治理理念和模式遭遇挑战。国际社会期待中国在全球治理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也有助于中国增强在国际上说话办事的实力，“中国方案”应运而生。

    （一）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短板”突出，难以为全球发展提供有力保障。一是传统主导力量严重失衡。过去主导全球治理体系的美欧西方国家受结构性问题困扰，经济发展失速，社会矛盾尖锐，民粹主义和分裂主义崛起，国家陷于内部纷争和分化。这些国家未能充分改革和调整自身，却把矛头指向全球化，转向退避自保或自顾不暇，无心且无力参与全球治理，助长“反全球化”思潮成为全球治理的干扰因素。

    二是全球治理机制相对滞后。经过多年发展，新兴经济体的实力大幅提升，已实质性地改变了国际力量的结构。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早在2008年时即占到世界GDP总量的51.1%，超过了发达经济体大约48.9%的占比。[1]预计2017年这一差距还将扩大到58.2%∶41.8%。[2]其中，中国占世界GDP的份额从2008年的12.0%增加到2017年的17.7%。发展中国家整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80%。这些国家提出新的治理诉求，并开始协调政策，带动全球治理从“西方治理”向“东西方共同治理”转变，但传统治理机制诸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七国集团等未能反映新格局的新要求，代表性和包容性不足。

　　三是全球治理规则碎片化发展，一些关键领域存在治理赤字。随着国际利益多元化和深度融合，全球治理疆域不断扩大，行为体成倍增加，行为意图更为复杂。由于相关努力一般是临时性的，且限于特定的伙伴和议题，全球治理在“多元治理”驱动下缺乏系统性、综合性的解决方案。2017年以来，全球经济治理和气候变化等关键领域面临“群龙无首”的危险局面。核安全、国际恐怖主义等新兴议题因强权政治而损失公正。网络安全、极地、海洋等治理赤字地带则在“倒逼”一些国家和组织仓促应对。全球治理体系陷入窘境，前进方向亟待明确，从而为世界和平稳定提供制度性保障。

    （二）创新完善国际秩序

　　全球治理不仅事关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而且事关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定方向，事关各国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长远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3]作为全球治理的物质载体，国际秩序或相关制度性安排既需要反映出新的政治经济格局，也务必公正合理，发展出一套能够为世界国家共同认可和遵循的规则，从而有助于全球治理有序推进，使国家间关系保持相对稳定和可预见的良性互动状态。

    当前，无论发展中国家还是美欧等西方国家都对现行国际秩序强烈不满，对秩序变革的诉求和动力空前强大。美国本是现行国际秩序的主要缔造者和受益者，但它面对全球经济转型之困，饱受经济失望和政治沮丧之苦，质疑自身从现行秩序中吃亏太多、获益太少，有所“回撤”，以至于有西方媒体预警称，“西方社会及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根基发生动摇”“世界正处于旧秩序分崩离析的危险时刻”。 [1]

    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虽然承认战后国际秩序对于维持和平、促进繁荣、推动全球化等发挥的积极作用，但批判现行秩序在政治上缺乏包容性、经济上缺乏公平性、安全上存在双重标准，认为它没有反映世界的多极化趋势，是一个具有排他性的“圈子俱乐部”[2]，因此可改善的余地很大。对中国而言，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不仅是为了支持发展中国家坚持多边主义而非单边主义、倡导法治而非丛林法则、践行国际关系民主化而非强权政治的努力；同时，这也关系到中国在创新完善国际秩序框架过程中，获得与自身力量和利益相符的发言权和发展空间的重要课题。

    （三）促进东西方文明融合

    文明对话犹如涓涓细流，润物无声，它是一国外交主张的民心基础。然而，在以“西方中心论”为指导的现行国际体系中，西方文明始终带着自以为是的优越感，不断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和心理发生冲突，迄今未找到与其他文明和平共处、和谐共生的路径。可以说，当代许多问题——包括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差距拉大、中东地区陷于战乱和失序、俄罗斯和土耳其等国“融入西方”的失败，等等——均与文明之间缺乏交流、沟通、融合有直接关系。

    美国总统特朗普2017年7月6日在华沙发表演讲时，告诫称“西方社会面临严重威胁”，誓言将“不惜一切代价保卫西方”，“西方价值观和西方文明必胜”。[1]这表明，美国一方面仍然沉浸在“世界老大，舍我其谁”的自满和自负中，另一方面也有强烈的危机意识，臆想外部威胁丛生，决意打击任何对手。从根本上讲，美国主导下的国际政治逻辑仍然是二元对立、零和博弈。这种“非友即敌”“非得即失”“非合作即对抗”的观念已经越来越与全球平衡发展不合拍。

    东西方文明融合需要一座沟通的桥梁，超越历史传统、文化语言、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障碍，在交锋交流中共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作为中华民族价值体认和价值追求的中国梦理念，在国际上重新激活“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一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理想，努力把中国塑造成平衡西方文明的一种力量，并做出庄严的承诺——“我们尊重文明多样性……不能唯我独尊、贬低其他文明和民族”[2]；“面对深陷苦难和战火的人们，我们要有悲悯和同情，更要有责任和行动……将尽己所能向面临困境的人们伸出援手”[3]，等等。中国将以更具包容性的文明视角和更具远见的战略思维，重新平衡国际格局，最起码让这个世界不再一分为二或者一边倒，进而推动东西方文明在相互借鉴、相互融合、相互砥砺中比肩前行。

    （四）传递中国信心

    “中国方案”是国际社会对华期待上升和中国信心崛起共同作用的结果。曾几何时，一些西方国家动辄呼唤“中国责任”，把这当作所谓“规范”中国发展走向的紧箍咒。时至今日，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局势里，中国成为稳定的源泉。近5年来，中国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背景下，为世界经济复苏做出了突出贡献。全社会在“四个自信”的激励下，迸发创新活力，不断结出创新成果，人民群众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对国家发展前景更乐观，普遍相信下一代人会比自己生活得更好。正是普通中国人攻坚克难、实现理想的命运，成为中国信心的最佳诠释。

    这种信心传递到外交层面，表现为：一是中国姿态更加开拓进取，勇于担当——对国际议程不是被动接受，而是主动塑造；对国际分歧不是含糊其辞，而是拿出态度；对国际合作不是“唯经济论”，而是向综合维度扩展；总之，以更加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积极争取各国对中国的理解和支持，但不强加于人。二是中国话语更加刚柔相济，坦荡恢弘——通过融会贯通中外人文经典，并辅以哲学思辨，将国际公认的外交准则同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相结合，使“中国品牌、中国声音、中国形象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1]三是“中国方案”更加务实亲民，包容合作，中国完全有信心打破西方模式对全球发展的垄断，“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2]，“给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全新的选择”。[3]

 

二、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路径探索

 

    经过多年努力，中国已经有能力从“抓住机遇”谋发展，转向“创造机遇”和“分享机遇”共发展，希望把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传递给各国人民，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着更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深入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成为中国自觉的大国担当。

    （一）构建全球治理理论体系

    全球治理理论体系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外交理论创新的重点，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从“吸纳学习”到“合作互鉴”的升华，也是吸引诸多发展中国家从“向西方取经”转向“到东方探宝”的重要原因。5年来，党中央基于对当今世界格局的准确解读和对人类未来发展的严肃反思，在国际上发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真诚呼声，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包括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丰富和平发展战略思想，坚持正确义利观，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推进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发起建设“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等等[1]，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欢迎。

    由上述构成的中国方案根本不同于发达国家历史上的产业革命和殖民扩张老路，也根本不同于当下一些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以市场为驱动的新自由主义模式，而是站在世界甚至全人类的高度，追求全球共同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自2015年以来，支持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被陆续写入上海合作组织声明和数份联合国大会及安理会决议，成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重要里程碑，表明中国方案既为世界带来了更多活力，也从世界获得了更大合力，能够引领各方形成共识，进而扩大合作面。

    （二）补充完善全球治理机制

    当前全球治理领域的国际政治实践多为问题驱动型，没有发展出一套相对独立和集中的整体性权力结构，全球治理机制兼具广泛性和不均衡性。中国在维护和建设现行制度的同时，也进行了改革和创新，形成了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思路和方法。首先，中国认为联合国是反映全球治理现状的一面镜子，应做全球治理的引领者，积极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治理体系。[1]其次，中国积极推动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近年来新生的国际机制的转型进程，在其中边实践边完善，助推亚太区域合作和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还借助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博鳌亚洲论坛、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等平台，以及由东盟主导的多边安全对话合作机制等，推进地区安全机制建设，为未来地区安全架构奠定基础。[2]第三，中国倡导创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开创了发展中国家组建多边金融机构的先河。中国与它们之间新型关系的核心在于“助力但不控制，公共而不私有”[3]，明显有别于世界银行的管理和运行模式，彰显了中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日益增强的全球治理能力，对国际经济金融体系加快改革形成压力。由此可见，中国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不是把现有体系推倒重来或另起炉灶，而是创新完善；中国主动承担国际责任，但也尽力而为、量力而行。

    （三）改革全球治理规则

    当今全球治理面临诸多问题的深层原因在于，现行治理体系的主导者从根本上把它作为实现本国利益优先的工具，推行政治目标。2017年以来，美国多次要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二十国集团等为减少所谓“全球失衡”做出努力，放弃对支持贸易开放的承诺，减少对中等收入国家的贷款项目，删除在财政上支持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使国际制度沦为美国国内经济议程的附属品，重创全球治理体系。而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利益和议程是面向全球的，今后还“将为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更充足的资本、更丰富的产品、更宝贵的合作契机”[1]，完全有能力让世界更加认真地倾听自己的声音。

    从全球治理主体看，中国主张，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更好，不能由一家说了算，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从原则看，各方应共商共建共享，以对话解争端，以协商化分歧。就重点领域而言，对外开放不是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建设共享的百花园；“一带一路”不是中国独奏，而是各国合唱。中国还提出核安全观、海洋合作观、网络空间秩序等国际公共安全观念，呼吁让地球村成为“共谋发展的大舞台”，而非“相互角力的竞技场”；不能“这边搭台、那边拆台”，而应“相互补台、好戏连台”。从改革方向看，应更好地维护扩大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

    5年来，中国重视开展主场外交，不断走近国际政治舞台中央，主动为全球治理建章立制。通过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亚信峰会、二十国集团峰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等重要活动，中国向世界全面阐述“亚太梦”，正式提出中国的亚洲安全观和中国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与“一带一路”各国共商未来发展战略的对接，启动“金砖+”的扩容机制，既贡献中国方案，展示中国风采，又在实践中参与和塑造国际规则。在推动解决国际热点问题上，中国恪守以《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坚持公道，推动阿富汗政治和解，调停吉布提—厄立特里亚争端，在中东劝和促谈，致力于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南海争端，发挥了建设性的、负责任的大国作用。此外，中国在国际危机事件面前的担当和快速反应广受赞誉，例如，援助非洲抗击埃博拉疫情、急送淡水为马尔代夫首都救急、购买柬埔寨大米为其财政纾困等，都表达了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朴素情怀。

    （四）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发言权

    大国关系左右国际战略形势演变，是国际政治的主线，也是中国外交的关键着力点。由于全球治理客观上主要是大国合作治理，因此，中国仍应在重要事务上妥善处理美国、欧洲等传统大国的关系，做好大国之间的协调，营造一个相对稳定的大国关系格局，避免对抗和摊牌，这对于推动全球治理转型至关重要，也有助于中国发挥更大的实际作用。同时也要看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大国既是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参与者，又是国际权力体系转移的重要方向。[1]随着世界经济重心加快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转移，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和能力同步增强。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快速发展的大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有着共同的治理诉求和主张，并且已在协调彼此政策，应当顺应历史潮流，继续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发言权。为此，中国奉行“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重视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并在全球治理实践中，提出了能够代表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有助于维护全球公正的一系列主张。这包括，支持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与投票机制改革，使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投票权和代表性有所增加；以各种双边或地区性的基金，资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升级；通过债务减免、援助等，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饥荒、难民、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挑战。

 

三、“中国方案”面临的挑战

 

    “中国方案”回应了世界对中国的期待，同时也引起质疑。美欧等西方传统大国仍然从二元对立的逻辑出发，把中国发挥更大国际作用视为对它们的“挑战”。美国媒体坦言，“中国在短期内取得如此巨变实在令人费解”，“中国方案能否造福世界仍需拭目以待”。[1]具体看，中国方案主要面临以下三方面挑战。

    （一）引领世界走出低增长困境

    “中国方案”的国际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政治制度的生命力和经济增长的活力，以及中国能否成为引领世界经济走出低增长困境的重要力量。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经济也面临一定下行压力，正在通过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化压力为动力，推动本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正是在国内发展思路的基础上，特别是作为对“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国际延伸，中国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位一体”总布局和路径主张，增强了对全球治理发展领域的影响力。

    然而，美国一些政客和选民出于政治偏见或误解，把本国的经济困难特别是分配制度不公这笔账算在中国头上，把中国梦视为对“美国梦”的挑战，并“将之与美国的海外力量减退及国内生活水平下降联系到一起”。[1]相当一部分人还诬称中国在非洲掠夺资源、破坏环境、加剧当地贫富差距，属于“新殖民主义”[2]，宣称“不允许中国用经济实力摆平一切”。[3]随着中国经济步入中低速增长的新常态，“唱衰”中国的人也更为活跃，质疑中国发展前景。客观上，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的相对下降、自动化应用的普及等，支撑中国方案的经济基础有待进一步夯实。这仍将在相当程度上依靠实践来界定，实践先行，成果检验，理论跟进。

    （二）破除地缘政治博弈的惯性

    早在2011年，时任美国国务卿克林顿就告诫美国参议院：“中美正在全球展开影响力之争”，“两国竞争的不只是道义领导力问题，还是直接的地缘政治问题”。[4]从那时至今，美国学界一直避谈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亚太安全的剧烈搅动，刻意淡化特朗普外交的不确定性对地缘政治的冲击，而是把矛头指向中国，认为由于中国“寻求把自身塑造为一个与美国分量相当、或者更甚于美国的亚洲领导者”，侵蚀了美国自冷战以来从未受到挑战的东亚主导权，导致东亚局势有发生冲突的危险。[1]中国发起“一带一路”倡议和创建亚投行，被怀疑具有地缘政治扩张功能，是一个“旨在加强中国全球实力和合法性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议程”，“最终目标是将欧亚大陆变成一个堪比并且最终超过欧洲——大西洋地区的经济和战略区域”。[2] 2017年以来，特朗普政府基于“美国优先”、退出《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的政策和行动，被西方媒体进一步解读为美国把世界领导权拱手让给中国，中美“权力交替论”“霸权共享论”及“真空填补论”不绝于耳。

    由于美国带着强大的地缘政治认知和行为惯性，坠入自己的地缘政治陷阱而无法自拔[3]，中美在地缘政治和安全议题上立场差距大，政策协调难度大，竞争的倾向强于合作。这导致中美围绕中国方案的较量往往超出全球治理议题本身，两国做出任何重大决策和行动都会触动地区乃至国际格局，形成新的互动方式，确立新的规则，奠定各自在新秩序下的地位与作用，相关政策评估和抉择极其审慎，中美在地缘政治层面呈现的胶着状态恐将持续相当长时间。

    （三）意识形态竞争与融合

    新中国从成立、改革开放到和平发展，一直是在西方各种错判中前行的。从中国“崩溃论”“威胁论”到“责任论”，关于中国的政治预言一个接着一个破产。这既是西方国家对华意识形态偏见的结果，也反映出西方主流学者对中国国情、中国制度及中国文化缺乏基本的了解、耐心和包容，甚至把否定中国作为鼓动和团结其国内多数力量的权宜之计。随着中国以自身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就，带动中国价值理念、发展道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形成强有力的示范效应，中国方案“叫板”西方模式已成现实。对此，美国等西方国家仍不情愿承认和接受。由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所看重的“发展”议题对西方国家吸引力有限，并非其首要关注，后者转而利用“民主”议题，在思想和舆论领域对中国进行政治攻击。如何定义和实现民主越来越成为新一轮国际意识形态之争的主题。

    事实表明，西方民主并非是能解决所有问题、建构共识和培育政治共同体的美好制度[1]；而中国民主思想和文化能否被世界所接纳，仍然要看中国方案能否跟上时代发展，能否包含国际共性，能否在表达对本国本民族发展和利益关怀的同时，也体现出对世界和人类共同发展利益的、充分的人文关怀。[2]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意识形态之争不至于演化为像冷战时期美苏之间那种压倒一切的对抗性质，避免那种毁灭性的“相互埋葬理想”，那么，东西方制度竞争在碰撞、交流中走向互鉴、融合不失为探索未来国际秩序的一条可行道路。

 

四、前景展望

 

    归根结底，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对国际权力再分配的确认，关乎全球正义，攸关国际秩序的基础。随着全球治理体系进入加速变革的关键时期，中国发挥更大作用属于水到渠成。当然，由于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大而不倒”，总体上仍在合理有效运作，中国能做的主要是拾遗补缺。在一些重点领域，可联合更多国家，推动一些有限改进或改革。在一些新领域、新问题上，特别是在网络、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赤字地带，中国作为利益攸关方，理应发挥引领作用，对此责无旁贷。

    从长远看，中国提出全球治理方案需处理好外交和外宣、国内和国外、短期利益与长远目标之间的关系。一是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对话能力。这并非是对话力量和技巧的问题，而是体现了战略利益和价值观念的博弈，应当把中国方案的价值维度作为与国际社会对话的重点内容和方向。二是统筹国内外两个大局，凝聚中国合力。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根本目的是，服从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着更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三是着眼长远，对国际舆论场上的一时褒贬或输赢不能短视。中国的全球外交经验仍然不足，国家实力转化为国际权力的过程尚未完成，打造国际合作本来就“众口难调”，西方国家作为现行的全球治理主导力量还普遍对多边解决方案耐心不足。这就需要中国在提方案时既要坚持原则立场，也要预留一定灵活，围绕中国的战略目标营造出充分的缓冲空间和回旋余地，兼具前瞻性和包容性，以期团结更多合作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