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当前,国际体系演变深刻复杂,新旧力量竞争博弈激烈,亚洲的战略地位明显上升,世界格局加速进入变革期。中印是新兴力量代表,两国快速崛起标志着“亚洲世纪”的来临。中印同时崛起,利益融合交叉增多,竞争也同时上升。中印确立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的战略目标,凸显两国深化中印战略伙伴关系的强烈政治意愿。世界变局中的中印关系,既要坚持合作大方向,也要共同探寻新的相处之道。只有“龙象共舞”,才能真正实现“亚洲世纪”。
[关键词] 世界变局中印关系发展伙伴?亚洲世纪
[作者简介] 荣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2016)06-0058-12
一、世界变局中的中印外交
当前,国际体系演变深刻而复杂,新旧力量竞争激烈,全球战略中心加速向亚洲转移,亚洲的战略地位明显上升,世界格局正在经受冷战结束以来最重大的调整。当前,亚洲的经济总量已经占全球经济总量的60%,是未来几十年影响甚至决定全球格局的最重要地区。中国和印度是亚洲两个新兴而又古老的经济体。过去20年的快速发展,使中印两国的经济总量在全球经济总量的占比已经翻了两番。2015年,中印两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DP)占全球GDP的18%,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36%。国际机构普遍看好中印两国的经济发展前景,认为到2030年,两国经济总量可能会占到全球的1/3。到2050年,中印经济有望占全球经济总量的一半。
中印崛起正从可能变成现实,其地缘战略冲击力和国际影响力举世瞩目,促使美国、欧盟、日本等西方大国加快战略调整步伐。奥巴马政府上台后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强调“未来的政治将取决于亚洲,而不是阿富汗或伊拉克”,明确“亚太地区已成为全球政治的关键驱动力”。 美国提出要“主动扩展与中国、印度等新伙伴”的关系,表示中国是这些“新伙伴”中“最引人瞩目”的国家;美印关系是21世纪具有“决定意义”的伙伴关系之一。[1]美公开声称,“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确保美国在21世纪继续发挥世界“领导作用”。
欧盟长期以来对亚洲的关注集中在经济、贸易、发展、民主等领域。[2]面对国际力量对比的升降变化,特别是亚洲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国际格局变化,欧盟正在酝酿出台新的亚洲战略,调整对中国、印度等大国的政策,把重点放在扩大合作上,以应对来自亚洲的竞争。
日本安倍政府上台后,中日关系、印日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中日关系进入建交以来最为困难的时期;印日关系则快速提升,战略合作关系不断深化。印日领导人年度会晤机制顺利推进,两国的政治、经贸、军事关系全面深化。2015年12月,安倍访印期间,两国发表联合公报,确立印日关系是印太地区“特殊的战略和全球关系”。[3] 2016年11月,莫迪总理访问日本,两国就民用核能合作达成一致,消除了1998年5月印度核试后长期困扰两国关系的一大障碍,这也是日本在国际核不扩散领域对印度做出的重大让步。[1]
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推动了新兴力量的团结合作。中东、非洲、拉美等地区的主要大国更加重视发展与中印两国的关系,视之为亚太政策重中之重。中俄印外长会晤、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影响力上升,以中印为代表的新兴力量在“二十国集团”(G20)等多边合作机制中的影响力大幅增加,国际话语权也不断扩大。
国际格局的变化也给中印两国的外交带来了新的活力和动能。中国外交积极进取,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风声水起,理论和实践创新层出不穷。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努力引领国际体系的变革方向,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全面提升。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等重大合作倡议,积极推动创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对周边地区的塑造力明显增加。中国正以全新的面貌在亚洲和世界舞台上发挥积极作用。 [2]
2014年印度总理莫迪上台后,积极开展务实外交,显示出浓厚的个人特色和风格。莫迪奉行“为经济服务”的外交思想,通过大力开展经济外交,助力和服务于国内的发展需要。莫迪高度重视与南亚邻国的关系,不仅邀请南亚邻国的领导人出席其就职仪式,还把不丹这一南亚邻国选为首访国家,展现出坚持印度主导南亚的姿态。2015年6月,莫迪总理访问孟加拉国期间,两国交换了《陆地边界协议批准书》,加上此前印孟解决的海上划界问题,两国之间持续数十年的边界争端得到了彻底解决。印度做出政治决断,解决两国边界问题,不仅消除了影响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一大障碍,也向其他南亚邻国释放了积极的政治信号。随着印度经济利益的拓展和延伸,印度对南亚区域和次区域的互联互通建设投入加大,也更加重视维护印度在印度洋及涉海洋事务中的战略利益和影响力。
印度“东进”战略稳步推进,积极参与亚太区域合作和一体化进程,重视强化南亚和东亚国家的经贸、政治、安全关系。发展和稳定与世界主要大国关系,是莫迪外交的重中之重,也是印度能否顺利崛起的关键。印度高度重视发展和深化与美国的关系,积极回应美国对印度的战略拉拢,力图通过强化印美关系,重塑与其他大国的关系。西方评论家把莫迪的外交称之为“莫迪主义”,认为印度积极开展大国外交,奉行务实外交风格,强调经济优先,正努力把不断扩大的经济影响力转化成对地区和全球政治的影响力。[1]
二、合作已成为中印两国的战略共识
中印这两个比邻而居的大国,在世界大变局的背景下同时崛起,是以中印为代表的新兴力量群体性崛起的表现。这不仅对中印两国的自身发展,对世界格局的演变也具有重要意义。中印关系呈现立体化、全方位、宽领域互动的新态势,合作成为两国关系的关键词。
一是两国领导人引领战略合作
2003年瓦杰帕伊总理成功访华,开启了中印关系以坚持合作为主基调的发展进程。两国发表的《全面合作声明》、《中印合作的十大战略》、《21世纪的共同展望》等重要文件,展示了两国领导人推进双边关系稳定健康发展的政治意愿和战略共识。尽管两国政府都出现了更替变化,但由于中印两国领导人坚持从战略高度、以合作引领中印关系的理念,不仅两国关系没有发生变化,而且得到进一步加强,推动中印关系继续保持积极稳定的发展势头。中印两国领导人此后一直保持着高层互动频繁的势头,除双边访问外,还经常在多边场合会晤。继2013年中印总理年内实现互访后,2014年习近平主席和2015年莫迪总理也成功实现互访。2016年印度总统慕克吉访华、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三次会晤,为中印关系注入强大的政治动力。
二是战略伙伴关系以发展合作为目标
2005年,中印两国确立了构建“面向和平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目标。随着两国关系发展进程加快,中印的战略合作需求进一步增多。2014年习近平主席访印期间,双方达成了构建“更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的战略共识。习主席表示,中印要做“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引领增长的合作伙伴、战略协作的全球伙伴”。莫迪总理认为,中印两国是“两个身体,一种精神”。中印两国领导人达成的“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这一重要共识,为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也是中印各自发展崛起的必然结果。双方同意在继续扩大和拓展贸易和投资等领域务实合作水平的同时,要加快探讨和推动铁路、产业园区等新领域的务实合作,充分显示了中印关系“合作共赢”的广阔前景。
三是发展战略实现对接创新合作
中印同为发展中国家,面临共同的发展任务;两国领导人的治国理念也相近,这为两国在发展战略上实现对接提供了可能。中国经济目前正处在转型升级阶段,大力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以及“创新、开放、均衡、绿色、共享”的发展理念。这都引起印度各界的高度重视和浓厚兴趣。莫迪总理上台后,大力推行“莫迪经济学”,重视“印度制造”,力争要改变印制造业落后、经济过分依赖服务业的格局。印度提出的 “印度制造”、“智慧城市”、“技能印度”、“数字印度”、“清洁印度”等一系列发展战略,与中国的 “中国制造2025”和“建设智慧城市”等规划有很多相通之处。
在此背景下,2011年,中印两国建立了战略经济对话机制。这是新形势下中印就发展战略与规划进行交流合作和互鉴互学的重要创举。在对话中,中印两国经济部门不仅讨论全球及各自国内的经济形势和主要改革思路,探寻两国发展理念共识,推动两国战略规划衔接,而且还就具体政策层面开展合作交流。经过四轮对话,两国已经就以下领域达成许多合作共识,包括:发挥两国比较优势,推进两国务实合作;加强在政策协调、基础设施、高技术、节能环保、能源等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目前,中印战略经济对话、经贸联委会及中印财经对话已成为两国务实合作的重要机制和平台。
四是共塑全球治理议程深化合作
近年来,国际体系演变深刻复杂,全球治理变革进程加快,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与以中印为代表的新兴力量之间,围绕全球治理主导权的战略竞争博弈激烈。中国和印度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是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新生力量和主力军。中国提出创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得到印度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中印还共同发起建立“金砖合作组织新发展银行”,共同推动“金砖合作组织”在全球经济、金融体系变革中发挥积极作用,进一步深化和丰富“金砖合作”的战略内涵。2016年,中印两国分别主办了“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和“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为此,两国达成了相互支持对方办会的共识,以此充实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取得了良好效果。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一个健康稳定的中印关系,不仅有利于中印各自的发展,也有利于维护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和国际体系中的合理利益”的论断。[1]
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全球气候变化等议题是中印在全球治理领域协调合作的重要议题。当前,全球多边贸易谈判陷入停滞,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可能会给两国贸易和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中印两国在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与全球贸易规则的完善和重构,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的制度性话语权等方面共同利益增多。中印是全球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但又面临着发展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任务。中印携手就应对气候变化发表联合声明,为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建设,特别是在维护“共同但又有区别的责任”这一重要原则的基础上,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总体上看,中印两国密切沟通协调,坚定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已成为国际体系和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平衡器”和“助推器”。
五是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合作基础
近年来,中印两国的人文交往日趋深化,已成为两国关系的新亮点。2015年,莫迪总理访华时专门开通了新浪微博,成为第一位在中文微博开通账号的印度领导人。2016年印总统慕克吉访华期间,在北大发表演讲,强调印中关系的质变需要以人为本,双方应重点推动民间往来,扩大两国之间联系。中印两国还就相互支持对方的文化交流传播机构建设达成协议——印度欢迎中国孔子学院,并表示将在中国建立甘地学院,受到中国的欢迎。
中印青年交流在促进两国友好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是两国民众增强相互了解的重要方式。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推动下,中印青年交流频繁,内容丰富,迄今已实现了3,000多人互访。自2006年起,中印开展“青年百人团”互访活动,效果良好。从2015年起,互访活动规模扩大至200人。2016年中印青年交流迎来新高潮。两国青年在“金砖国家青年论坛”、“亚非青年联欢节”、“上合组织青年交流营”、“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等平台展开交流互动,加深了彼此了解和友谊。
六是妥善处理分歧使合作顺利进行
2005年,中印两国领导人决定建立和发展“面向和平与繁荣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是一项极具远见的战略性举措。中印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其中一项重要的课题就是,要探索出一条积极拓展合作与有效管控分歧并行不悖的相处之道。中印关系过去十多年稳定发展的进程表明,中印要妥善管控分歧,必须加强相关机制建设,强化利用规则来规范各自行为和预防处理矛盾分歧的意识。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是用政治方式解决边界问题的重要渠道。自2003年设立以来,两国特别代表保持经常性会晤,并于2005年就解决边界问题的政治指导原则达成一致,确立了解决两国边界问题的“三步走”路线图,为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稳定,争取早日解决边界纠纷奠定了基础。
中印两国在加强管控分歧同时,还就加强在军事安全的领域对话、增进互信做出了共同努力。近年来,除两国防务部门定期开展交流对话外,中印两国在安全执法合作、海上安全合作等领域坦诚沟通,缩小分歧,扩大共识。中印在反恐和执法安全、追逃追赃、打击网络犯罪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正成为中印双边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两国努力将双方在安全领域的挑战转化为合作亮点的强烈意愿。[1]
应该看到,中印双方在坚持以合作为导向,推动双边关系稳定健康发展的同时,双边关系中存在的矛盾分歧、面临的复杂挑战并未消失,有些问题甚至还有新的发展。从中印两国的媒体相关报道来看,中印关系进入2016年后矛盾因素明显增多。印度媒体对中印关系的负面报道仍然偏多,特别是印度的某些媒体围绕印加入核供应集团(NSG)、联合国涉恐怖主义组织列名问题、“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等问题反复炒作,破坏了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舆论氛围。在印度网络媒体上,有人呼吁发起抵制中国商品运动,印国内甚至出现了右翼组织焚烧中国商品等事件。印度战略界出现了对中国发展、中印关系前景“强硬派”声音抬头的倾向。有战略分析家甚至提出,印度应放弃“战略自主”,与大国缔结军事同盟,向中国施压。[2]
中印关系的舆论环境发生变化,双边关系中矛盾增多主要有以下特点和背景。
一是美国因素突出。亚太地区的力量格局正发生重大变化,美国为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加大对中国的制衡牵制压力。美国把印度明确定位为其“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关键”,为印度量身定做了“印太”这一地缘战略概念,力图通过实质性提升美印关系,特别是强化军事安全合作,把印度打造成美国的亚洲长期战略盟友,服务于美制衡牵制中国崛起战略需要。美国亚太战略调整给中印关系带来复杂因素,也一定程度上抬升了印度的战略地位。印度战略界普遍认为,印度在大国互动中的战略空间和回旋余地增加,可望发挥更重要的“支点”作用。[3]
二是中印两国在周边地区利益磕碰增多。这主要源于中印两国快速发展带来的能力提高及利益拓展,加之两国目前外交上都处在积极进取阶段,也在缩短和压缩双方接触互动的时空范围。目前中印双方都在深度参与亚太区域的合作进程,政治、经济、安全利益交叉融合。传统的南亚与东亚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分割已经被打破,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利益碰撞的概率。一段时间以来,中日关系紧张复杂,印巴矛盾对抗紧张难解,使中印关系中的日本因素和巴基斯坦因素更加突出,更增加了中印关系中地缘政治竞争色彩。
三是双边关系中的老问题有新变化。总体看,在两国的共同努力下,中印关系中的边界问题得到了较好管控,长期保持了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全。但毕竟边界问题并未得到彻底解决,两国“特别代表会晤”机制在政治指导原则方面取得进展后,一直未能就解决边界问题的框架和方案达成协议。尽管中印关系总体发展态势并未受到影响,但边界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总是一件令人十分遗憾的事情,也始终影响着双方政治互信水平的提高。同时,中印间经贸失衡问题也长期困扰着两国务实合作关系的健康发展。这主要是因为两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所致。近年来,中印两国的经济部门做出了巨大努力,特别是在努力探索扩大相互投资、开拓务实合作新领域方面取得不少进展。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中印在制造业方面确实存在一定竞争,需要双方继续共同努力,寻求妥善的解决之道。
三、龙象共舞是中印崛起的必由之路
中印关系过去十多年的发展历程表明,中印崛起及其互动与世界格局变化的关联性明显增强。中印关系在继续受到世界大格局变化影响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世界格局的演变,特别是大国关系的互动进程。当前,国际及地区形势中乱象频仍,中东、欧洲、亚太三大地缘政治板块联动共振。大国关系在保持相对稳定同时,竞争因素明显突出,大国在网络安全、海洋、极地、太空等新疆域规则制定方面竞争激烈。世界经济复苏增长缓慢、势头不均,全球可持续发展问题突出。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各种全球性挑战和风险更趋复杂。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戏剧性结果、特朗普意外当选美国总统后美国内外政策走向,更给演变中的国际格局带来新的不确定性。面对纷繁复杂和急剧变化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中印两个发展中大国更需要加强合作,在共同应对复杂挑战同时,牢牢抓住机遇发展自己。
作为发展中大国,发展问题始终是两国必须面对和解决好的战略性课题。中印两国是实现各自民族复兴进程中的“天然伙伴”,中国已经确定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国将在未来30—40年中长期聚焦发展。因此,一个长期稳定的外部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对中国至关重要。印度发展任务同样艰巨。据统计,印度2004—2014年10年内已经实现了1.4亿人口的脱贫任务,成就令人钦佩。[1] 但未来的任务更艰巨,道路更崎岖,更需要与中国及国际社会开展合作,全面协调处理如环境保护、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等全球性议题。展望未来5—10年中印关系发展前景,两国要牢牢确立合作的战略思维。这其中有以下三点值得关注。
首先,中印两国在同时崛起过程中,如何看待对方及处理相互的地位变化问题
中国高度重视印度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作用及地位,理解并支持印度希望在联合国包括安理会发挥更大作用的愿望。当前,国际体系正发生着深刻而复杂的调整,全球治理体系中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和影响力大幅提升,这为中印等发展中国家扩大政治影响力、增加国际话语权提供了良机。与此同时,国际体系变革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中印等发展中大国的外交实践也表明,通过积极参与等方式推动现行国际体系和秩序变革,是现实可行的,也是性价比最高、最有效的途径。未来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自身发展水平和为国际社会和地区提供公共产品的意愿和能力。
中印关系坚持合作为导向,也是两国战略自信的体现。中国已明确宣示,将始终不渝地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希望其他国家也与中国一起实现和平发展。中国欢迎印度崛起发展,赞赏印度奉行“战略自主”,[1]不认为印度崛起会对中国构成威胁。随着中印两国的发展加快,特别是军事现代化的推进,两国维护自身安全的能力已大幅提升,这也在改变传统意义上的安全威胁评估和认知。印度前国家安全顾问、外交秘书梅农大使就认为,印度的国家安全威胁已经发生变化,主要威胁来自内部并非外部,中国和巴基斯坦等并非印度的外部威胁。[2]
其次,中印要客观看待竞争,培养合作“习惯”[3]
坚持以合作思维处理中印间的矛盾和竞争,就是要以开放包容的心态看待各自的发展。中印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两国的经济结构差异性大,互补性明显大于竞争。[4] 随着中国经济加快优化升级,印度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两国的互补优势和巨大的合作潜力将更加凸显。中印之间面临的问题许多都是发展中的问题,也必须通过发展才能解决。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推进欧亚大陆,特别是周边地区的互联互通建设,就是为了通过带动地区发展实现共同发展。中国提出建设“中巴经济走廊”,倡导推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有利于推动印度提出的南亚区域次区域合作倡议,最终受益的一定是包括印度在内的南亚及周边国家。
中印推进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另一重要问题是,要强化两国的人文交流,通过增加相互认知,夯实社会文化基础,并加强对中印关系期望值的管理。中印是邻国,难免存在磕磕碰碰,加上相互认知差异与情感因素交织,有点问题不可避免。随着双方交往增多,两国社会各界了解对方的愿望也在增加。要根据各自的国情特点,进一步推动媒体和智库交流,除传统媒体外,还要重视新媒体及草根阶层的互动。这不仅有助于增进两国各界对中印关系重要性和复杂性的客观理性认知,而且也有利于建立恰当合理的预期。
第三,要超越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局限,共同探讨中印合作共赢的理论范式
中印都是文明古国,历史上长期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从19世纪中期开始,中印面对来自西方文明的冲击落后了。进入20世纪中期,中印两国先后获得独立后,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维护主权独立、正确处理相互关系提出了理论指导,为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做出了贡献。中印同时崛起确实需要新的国家关系理论。[1]当前,中印两国同时崛起势头强劲,成绩斐然。中印这两大“文明国家”的崛起,是两大“东方文明”的复兴崛起,其终极含义对人类历史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因而也超越了此前国际关系理论的范式和框架。中国已经提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中印两国人口占全球的三分之一以上。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印携手发展崛起,特别是中印两个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实现,将对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发挥巨大的示范效应,不仅影响中印两国人民,而且将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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