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国际战略与安全形势展望——高祖贵

　　

    高祖贵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特约员

    2011年，21世纪将开启第二个十年。第一个十年国际形势发展所累积的能量和变数，加上金融经济危机所造成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应，这些因素将进一步交互作用和持续发酵，把世界真正带入“后危机时代”，推动变革和调整在更大的纵深和更广的层面展开，使国际战略与安全形势的复杂性和多变性都变得更加突出。

        一、世界经济复苏态势日趋明朗，但多重风险依然突出。

    总体看，世界经济形势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温和复苏的趋势将变得越来越明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11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为4.2%。但世界经济格局将继续呈现“北低南高”态势，预计发达经济体及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2011年增速分别为2.2%、6.4%，增长不均衡和不协调状态依然比较突出。发达经济体仍将备受高赤字包袱、通胀预期和无就业复苏等多种困扰，增长乏力。继爱尔兰之后，葡萄牙、意大利、匈牙利等国也被认为爆发主权债务危机的可能性较大，若危机进一步向其他成员国蔓延，整个欧盟的经济发展将继续遭受拖累。欧盟微调《里斯本条约》和加强长期救助机制的努力能否起到稳定欧盟和欧元的作用依然面临检验。美国继续保持复苏态势，但危机根源尚未解除，还可能实施新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和其他经济刺激措施，甚至动用其他“邪招”。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大多将继续保持比较强劲的增长态势，但面临“热钱”大量涌入、输入性和内生性通胀双双上升等多方面的压力，风险较高。在此背景下，金融危机和财政危机的余波还可能会在局部荡漾，整个世界经济的复苏不牢靠、脆弱性和下行风险依然存在。

    世界主要经济体一方面继续抗危机反衰退，同时进一步把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增长、加强金融监管和经济宏观调控机制作为首要任务，把经济发展的重点进一步转向增强经济发展后劲、提升竞争力、扩大市场份额、谋求新兴产业主导权等，围绕这些方面的国际竞争将在“后危机时代”全面展开，推动综合国力竞争向纵深发展。保护主义措施花样翻新加重贸易战氛围，美元、日元、欧元等主要货币的汇率变动可能进一步刺激货币战。

        二、主要力量近中期战略调整进一步展开，但都将经受考验。

    随着多极格局的趋势在“后危机时代”变得越来越明朗，主要国家都着眼这个新的现实，在2010年已经竞相加快战略谋划和调整，优先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与安全，兼顾现实与长远、国内与国际，力图实现全面可持续发展，谋求有利战略地位和相对优势。2011年，这些战略调整将进一步展开和落实，并将不同程度地受到2012年大选提前预热的国内政治效应和国际政治新变化的影响。

    美国作为金融危机发源地和重灾区，为了脱困重振和防止成为“世界第二”，实施“变革”的举动最为突出,对内全力“拼经济”，重振汽车等传统产业，加大发展智能电网和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对外重整力量和重新布局，重塑与欧、日、韩等的传统盟友关系，构建与印、俄等国关系的新框架，加大参与多边机制的力度，力图主导国际秩序转换。中期选举之后，美国国内政治生态变得更加复杂，奥巴马施政面临的共和党制约明显上升，战略调整方向将得以保持，但在气候变化、清洁能源、核战略调整等方面的政策推行很可能明显减弱。

    其他发达国家纷纷挖掘各自优势，以避免自身地位在大国重新洗牌的过程中进一步滑落。欧盟推出“欧洲2020战略”、新的贸易战略和能源战略，正式起用“外交署”，探讨整合防务力量。2011年，英国卡梅伦政府在美欧关系中的定位调整，法国包括退休制度在内的改革实施效果，特别是德国内外政策的取向变化，以及英、法、德三国关系互动的发展，都将直接影响欧盟战略的走向。日本民主党政府在国内仍面临执政危机，不得不继续努力巩固执政地位；在对外关系上，兼顾“以日美同盟为基轴”和“重视亚洲”，开始推行未来5年的《防卫计划大纲》，并寻求与美国商定新的同盟关系指针。

    新兴大国凭借比较有利的经济发展形势，着力改善外部环境和提升国际地位。俄罗斯进一步推行从现在起直到2020年的“现代化战略”，并依据这个战略的需要，着力重新构建与美国、欧盟、北约的关系，更加重视其远东地区的开发，并加大对亚太事务的关注和投入，但梅普关系随着大选临近可能发生的变化将直接影响这些举措的推进。印度仍将努力保持经济增长势头，在大力提升对美、英、法等国的战略伙伴关系的同时，将继续推进与中、俄、巴西等新兴大国的合作，并力求提高在联合国安理会等多边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巴西迪尔玛政府将续写“卢拉路线”，着力改善民生和提升巴西在地区和国际事务的国际影响力，包括可能支持卢拉谋求联合国秘书长一职等。

    在主要力量进一步展开战略调整的过程中，就像2010年所见证的那样，美国作为“世界领导”进一步实施其战略调整，仍将是牵动国际格局变化的最重要的力量，其他大国的战略调整仍将大多针对或随着美国战略的变化来展开。

        三、大国之间竞争面有上升趋势，关系互动更加错综复杂多变。

    随着世界经济开始温和复苏，共同反危机抗衰退的重要性和紧迫感逐步下降，特别是前述大国纷纷推进各自近中期的内外战略，并受到国内政治较多羁绊，之前热络一时的大国“同舟共济”局面将有所降温，加强协调的动力可能进一步减弱，分歧可能进一步凸显，竞争因素继续发展，合作的议题性和竞争的战略性开始有所突出，相互关系中的复杂多变性和敏感脆弱性可能更趋突出，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理念和冷战思维可能再度彰显。在此背景下，主要大国之间围绕综合国力、市场空间、新兴产业优势、网络等“全球公地”主导权、国际秩序尤其是金融经济秩序变革的话语权、发展模式等多个方面的博弈可能变得更加激烈，并向纵深推进。

    在这轮大国关系的重组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努力维护各自在国际体系中的原有地位和共同维护它们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新兴大国和地区强国则继续努力谋求扩大各自在地区格局中的有利地位和在国际秩序重塑过程中的影响力；这两个趋势都将继续发展，这两大板块之间的磨合、摩擦和碰撞将变得更加突出。发达国家在继续寻求新兴大国和地区强国的支持合作的同时，可能进一步对后者实施分化打压。特别是美国维护领导地位的努力和其他大国提升地位的诉求之间的博弈与磨合将在多个方面进一步表现出来。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内部以及新兴大国和地区强国内部的竞争合作也将出现新的发展。

    在大国关系竞争合作加强的推动下，各种大国机制将酝酿发生新的变化。美欧与俄罗斯在同意共同建设欧洲导弹防御体系之后，将继续探讨寻求构建新的欧洲安全框架。北约作为囊括西方主要国家的重要安全机制，将推进其在2010年末推出的冷战后的第三个新战略，力求在“防区之外”的安全和政治领域变得“更为有效”、“更多参与”和“更有效率”。美日同盟将在总结过去50年历史的基础上，针对“变化中的战略环境”，确定“未来50年”的发展方向。二十国集团（G20）作为金融危机以来最受关注的囊括主要国家的机制，在经历多伦多和首尔峰会的低潮之后，将探求发挥“全球治理主平台”作用的新途径。八国集团（G8）将在法国作为轮值主席国的推动下，在扩员和调整职能等方面探求新的发展方向，以防止地位被进一步边缘化。“金砖四国”机制在继续加强务实合作的同时，将进一步探讨扩员问题，南非等国的加盟可能被提上议事日程。在气候变化坎昆会议上凸起的“77国集团和中国”将在南非德班会议上面临新形势；安理会改革的“争常四国”（日德印巴）在美法俄等国明确挺印之后可能发生变化，进而牵动主要国家围绕这个问题形成多个组合。

        四、国际安全依然面临多重挑战，综合性和复杂性更加突出。

    在世界经济安全风险居高不下，贸易战和货币战氛围浓厚，主要大国军事战略更加重视提升应对多样化威胁的综合能力的大背景下，国际核裁军、核军控、防扩散形势出现新变化。美俄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新条约经各自议会审批之后将进入落实阶段，核安全峰会和防扩散条约审议大会将继续在法国和韩国举行，有关在中东建立无核区问题将开始讨论。与此同时，美俄等大国继续变换方式搞核武现代化和确保自身核威慑力，英、法通过联合进行核试验来规避经费不足和保持甚至增强自身的核打击力，朝核和伊核问题将继续纠结。美越、日印核能合作突破可能引起更多国家效仿。巴基斯坦核武器和核燃料安全风险依然较高。网络实战化水平居高不下。美欧演练网络攻防战引来更多国家跟进，韩国信息保障司令部将于2012年投入实战,俄罗斯、朝鲜和以色列等国网络军队组建可能取得进展。“维基揭秘事件”则从另外的侧面推升世界对网络安全的思考和对网络安全风险的担忧。太空竞争持续加剧,美国航空航天发展方向酝酿调整，俄罗斯继续打造“全球导航卫星系统”，日本继续朝着2020年前在月球建立无人太空站的目标推进月球探索计划，意大利实施耗资百亿美元和为期十年的新航天计划，这种形势使得加强太空合作和积极构建太空秩序等更显紧迫。

    在社会层面，恐怖主义和反恐将逐步进入“后拉登时代”。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仍是恐怖主义高危地带，也门和索马里作为恐怖主义重要策源地将受到更多关注，美欧“本土恐怖主义”将进一步发展，“邮包炸弹”和瑞典发生恐怖事件表明恐怖主义可能向更大范围扩散，恐怖主义手段将进一步翻新花样。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社会矛盾加剧，激进和排外思想抬头，社会政治生态恶化。美国“茶党”兴起表明中低层民众不满情绪上升，欧盟各国罢工示威不断和保守主义思潮抬头推高激进和排外势力的影响。这种事态为暴力活动和恐怖势力发展提供了土壤和机会,二者可能形成共振。此外，自然灾害、粮食危机、传染性疾病、海盗等威胁依然严峻，仍需国际社会共同寻求更加有效的办法努力加以应对。

        五、亚太格局重组进一步深化，多重博弈持续展开。

    世界经济秩序变革、大国战略调整和关系重组以及国际安全形势的复杂严峻投射亚太，导致地区格局深刻演变。美国在微调对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战略并提升与印度的战略伙伴关系的同时，其强化亚太领导地位的“前沿部署外交”战略将进一步展开，沿着“塑造未来经济”、“加强地区安全”、“支持民主国家和传播人类普遍价值”这三个轨道，通过重塑和强化与日、韩、澳等传统盟友关系，与印尼、越南、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新兴伙伴”的关系，持续加大地区机制的参与程度。其他大国在东盟、中亚、南亚和海洋等方面的角逐力度相应加大，中、美、俄、日、印、韩、澳和东盟等构成的亚太多极体系进一步孕育。这种大国角逐，与区域内多个国家经济转型、政治转制和社会转轨深入发展相互交织,特别是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尼泊尔、泰国、缅甸、日本等国政局发展依然存在较多变数；与多个热点和难点问题形势变化相互作用，朝核、伊核、阿-巴局势、西太平洋海洋争端等仍可能发生危机，在这三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该地区多重矛盾将进一步深入发展。

    这多重因素和多重矛盾的深入发展及相互作用，将集中体现在亚太地区多个合作机制的变化上。欧亚会议在俄罗斯和澳大利亚2010年加入之后面临更多非亚洲国家希望扩大参与的问题;东盟国防部长会议和东亚峰会在美国、俄罗斯加入之后将重新定位职能重点和发展方向;湄公河委员会在美、日、韩增加援助之后面临如何发展的问题；亚太经合组织（APEC）将继续落实“茂物目标”和切实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美国作为2011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东道国，将积极推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继续谈判和扩大，朝着构建太平洋自由贸易体系的目标前进，使这两个机制的关系处理成为难题。这些机制的变化与之前亚太地区存在的中国-东盟（“10+1”）、东盟-中日韩（“10+3”）等机制的发展并行交织，彼此竞争、碰撞和重整变得更加突出，使整个亚太地区范围内多边机制的建构与解构这两大进程的博弈变得更加激烈。

    在上述不同层面和不同领域的大变革和大调整中，“中国因素”的影响将持续增大，对国际和地区格局变动的牵动作用变得更加明显。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和周边国家，在继续加强对中国的借重和合作的同时，应对“中国崛起”的危机感、焦虑感和紧迫感将进一步上升，对华心态更趋复杂敏感，戒备、防范和牵制增多。中国与世界相互认知的落差、行为的摩擦、利益的碰撞和舆论的交锋将更趋激烈。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将进入复杂敏感的关键阶段,消极因素和不确定因素将进一步上升，如果处理不好可能进一步恶化甚至引发严重冲突。而这诸多因素都将集中浓缩于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互动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之中。如何从周边着手，推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朝着积极良性互动的方向磨合发展，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且紧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