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政府东亚政策与东亚区域构建——时永明

　　

时永明 《和平与发展》编委、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金融危机使美国在东亚地区的传统地位与作用受到挑战。美国务卿希拉里首次出访选择东亚，并宣示“巧实力外交”，显示了奥巴马政府对东亚地区的重视。奥巴马东亚政策的核心是保持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主导权。但从东亚区域构建的发展趋势看,美将面临诸多挑战。

一、奥巴马政府东亚政策的三条主线

（一）将同盟及伙伴关系视为维护美对东亚地区主导地位的核心手段

    冷战后美东亚政策中一个结构性基础就是在该地区建立的军事同盟体系，核心是美日军事同盟。2009年9月，日本民主党上台后在外交上做出明显的改变，一是强调重视、重归亚洲，积极倡导建立“东亚共同体”；二是提出“友爱”外交取代自民党追随美国提出的“价值观”外交；三是要与美国追求“对等的”同盟关系。对此，奥巴马政府持反对的态度，对日本也采取了软硬兼施的做法。它认为日本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构想是要将美国从东亚地区排除出去。在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上，美多次表示了协定不可更改的强硬态度。同时,奥巴马在2009年11月出访亚洲行程中也竭力表示出对美日关系的重视，将日本放在第一站，在东京演讲时中称“我们在亚太地区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将根植于美日之间历久弥新的同盟关系。”这意味着美国决不会轻易让美日军事同盟这个地区战略根基发生动摇。

（二）加强与东盟等地区组织的对话合作

    奥巴马政府东亚政策的调整主要表现在对地区多边组织的关注及对地区合作进程的积极介入和干预。奥巴马政府注重与东亚区域性组织关系的机制建设，积极在政治、经济上介入该地区的整体事务。诞生于1976的《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规定了签署国相互尊重独立与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三大原则。过去美国由于担心不干涉内政原则对其构成束缚而未签署。奥巴马政府签署该条约，表明美对东盟认知的转变，同时加入该条约是参加东亚峰会的前提条件，意味着美未来有参与东亚峰会的可能。值得关注的是,奥巴马为发展与东盟的关系，在对缅甸的政策上也显示了充分的灵活性。美东盟事务大使马歇尔和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等政府高官相继访缅，是14年来没有过的。尽管其调整对缅政策有拓展地缘战略影响、推进民主等多方面的考虑,但客观上为发展美与东盟的关系扫除了一些障碍。

（三）对华从遏制性战略转向在遏制架构不变基础上加强合作的战略

影响美国亚太战略的有三大基本地缘政治因素—太平洋因素、意识形态因素和霸权忧虑，决定了美东亚政策的首要问题是防止出现可能动摇美在东亚地区主导权的国家，也决定了冷战后美国始终把中国作为主要潜在对手。

尽管奥巴马上台后突显对华合作的一面，其2009年11月访华也希望展现一种美中积极合作的势头，与中方达成的中美联合声明似乎充分挖掘了中美之间所有的积极面，而掩饰了消极因素，但这实质上只是奥巴马政府在美国实力地位相对下降、中国崛起不可阻挡和多极化更加明朗趋势下，不得不以加强对华合作来解决美当前紧迫问题的一种策略性调整。在中美联合声明中，奥巴马将两国关系限定在“稳步建立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表明中美合作也只是一种“机会性合作”。奥巴马访华期间淡化台湾和人权等问题也只是一种策略，并非政策改变。最近希拉里发表 “21世纪的人权议程”演说，刻意提到新疆和西藏问题，美国防部宣布对台军售计划，等等，再次表明美国通过台湾问题和所谓 “民主”、“人权”来削弱或牵制中国的战略不会有根本改变。

由此可见，中美关系仍然处于基本战略结构未变状态下的一种探索合作机会的阶段，中国依然被美置于对手位置。

二、美国欲主导东亚区域构建将面临的三重结构挑战

（一）东亚区域内经济合作不断深入

    美国积极发展与东盟的关系，主要目标是防止亚洲区域构建将美排除在外，构建以美国为主导的跨太平洋区域架构。冷战后环太平洋经济圈的发展，使美国与东亚地区不仅在军事安全上，而且在经济上保持着日益紧密的关系。

    随着全球经济区域化浪潮和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东亚国家开始考虑自己的区域合作。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东亚国家内部的经贸关系也日趋紧密，进一步增强了东亚区域内合作的动力。但整个地区经济仍以出口导向型为主，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性很大。而美国正是利用这种局面，通过推行自由贸易来塑造东亚地区秩序。

金融危机发生后，奥巴马政府的政策首先是推动美国经济生态从大量超前消费转向增加储蓄，其次是推动美国增加出口。美与东亚国家打交道的主要议题是所谓改变贸易的不均衡发展，这势必导致美国对东亚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带动作用大大下降。如果东亚国家将经济增长方式转向以内需为主导，势必会增强它们的经济内向性和协调内部经济关系的动力，反而会进一步增强东亚经济的内聚力，削弱美国所期望的主导东亚区域经济的能力。

（二）泛东亚化倾向更加明显

    东亚峰会的意义在于东亚合作将不只局限于经济领域，还将进入到政治等更广泛、更深层的领域，加上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三个东亚邻国的十六国峰会，形成了一个开放式的泛东亚对话合作架构。

    东亚合作形成这种局面有着内外两方面原因。从内部来讲，该地区地缘政治结构的不均衡性较为明显，地缘结构分散，国家间实力悬殊，历史矛盾诸多，使东亚一些国家希望借助外部力量来平衡；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和结构上的相互竞争，以及对域外经济依赖性较大，也使区域内经济相互融合的步伐难以迈得过快，东亚难以迅速形成一体的合作。从外部因素来看，美国不希望看到该地区被其他大国主导，澳、新等国担心被边缘化，俄罗斯也担心搭不上东亚经济高速发展的列车，它们都希望增强各自在东亚区域构建中的影响力。这两个因素导致区域对话合作的泛东亚倾向愈发明显。随着参与区域合作国家的增多，美要在东亚区域构建中发挥主导作用更加困难。

（三）东亚区域合作的前景取决于东亚核心国家的合作

    东亚区域合作的前景主要取决于东盟和中日韩这些核心国家对区域合作的认识。2009年10月10日第二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强化了从战略高度看待三国合作的意义。占东亚经济四分之三的中日韩三国合作的进展，意味着东亚合作的机制性正在进一步加强。

    东亚合作不断发展的深层动力来源于东亚主要国家政治上的愿望。东亚区内历史问题和领土、领海争议阻碍着东亚国家间的战略互信和政治合作的深入，美国也是利用这点以所谓提供安全保障作为其影响该地区的主要手段。但从历史看，东亚地区国家间的战争比欧洲少得多。工业革命后，只有日本加入了西方列强殖民扩张的队伍，在东亚发动了数次侵略战争，其他许多国家则主要遭受来自列强的侵略，而有关领土领海纷争主要是列强在该地区的扩张和划分势力范围的历史遗留问题，也与东亚国家进入现代国家普遍较晚有关。东亚国家有智慧、有能力和平解决这些问题，而加强相互间合作有利于问题的解决。日美在普天间基地问题上的矛盾，从侧面反映出日本民众对东亚趋势的认识。在不存在现实战争威胁背景下，外国驻军给当地民众带来的生活和道义性困扰日益突显。事实上，东亚国家内部合作的更深层动因也恰恰在于不希望由外部力量主导地区内事务，而是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未来，只有在东亚核心国家间合作不断深化而不是外部力量主导情况下，东亚、泛东亚乃至跨太平洋区域构建才会有意义，合作也才能不断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