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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世界形势主要特点——丁原洪

2019-09-25
  

丁原洪  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前驻欧盟大使

        2009年,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最突出的特点是新兴大国崛起势头强劲,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力量对比发生显著变化,而全球金融经济危机凸现了这一重大趋势。

        一、美国开始呈现衰落征兆,但在相当长时期内仍将是综合国力最强国家。

        冷战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权势一度达到顶峰。美国凭借金融强势、科技领先、军力超强三大优势,力图构建由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长期维持美“一统天下”。正是在这一背景下,“9·11”事件后,布什政府发动“全球反恐战争”,企图单靠军事力量铲除恐怖主义和敌对政权,强化对中东的控制,加紧对中亚、南亚的渗透。但事与愿违,美国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身陷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难以自拔。源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衰退论”无论在美国内还是在国际上明显增强。美国家情报委员会发表评估报告说:“美国的统治能力将在2025年之前大幅削弱,在具有优势的军事力量方面,美国的重要地位也会逐渐下降。”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报告认为,“由于布什年代的失败和中国、俄罗斯以及欧盟的崛起,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已经下降”,“已经遭到削弱的美国将在没有任何盟友的帮助下开始退出国际舞台”。

        判断美国开始出现衰落征兆的主要依据是:首先,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份额不断下降,美元霸主地位日益受到严峻挑战。其次,美国经济赖以发展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受到严重质疑。第三,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影响力遭到削弱。美国从鼎盛转向衰落,是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而美国政治上的新保守主义和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则起了极大的助推作用。新保守派力促布什政府发动“全球反恐战争”,使美陷入伊、阿两个泥潭,招致许多穆斯林国家的反感,疏远了盟友,使自己陷于孤立。新自由主义则被认定为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美式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广受质疑。只要美固有的结构性弊端依旧,指导思想不变,其国势逐渐衰落的势头就难以扭转。

        尽管美国呈现衰弱特征,但美国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是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迄今,美国的经济基本面和大国根基仍未受到根本性毁伤,其军事、科技等硬实力实际仍然在不断提高,也不能否认美国自我反思、自我修复的能力。

        二、新兴国家崛起使南北力量悬殊的局面明显改观。

        南北力量差距悬殊是二战后长期存在的现实,使得发达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占有主导地位,在世界事务中享有近乎垄断的话语权;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受压制的不平等地位,因而将维护自身主权和独立性、争取并捍卫应有权益作为发展的首要任务。

        在经济全球化影响下,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能够在实行市场经济进程中采取适合自身国情的政策措施,同时注意发挥国家和政府的调控职能,没有照搬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近年来经济发展相对比较迅速,成为“新兴市场经济体”或“新兴国家”。据世界银行前行长沃尔芬森的评估,目前世界上大约有30个这样的国家,主要包括中国、印度、巴西等国。当前看,世界经济中心正呈现向新兴国家转移的结构性调整,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将加快这一调整步伐。这是二战后世界格局发生的最为重大的变化,同时带来了一系列深远影响。

        一是使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经济实力悬殊的局面明显改观。一批新兴国家的兴起促使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经济发展速度方面赶上并逐渐超过发达国家。联合国报告显示,发达国家GDP占世界GDP的比重从1992年的80%降为2006年的73%,而2008年发展中国家GDP按市场汇率计算已占世界的30%以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人均GDP差距从1990年的20比1下降到 2006年16比1;2006、2007、2008年,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分别为3%、2.6%和1.3%,而发展中国家则为7.7%、7.9%和6.3%。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2010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将达5.1%,而发达国家仅为1.3%。有关数字表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正继续以高于发达国家两倍以上的速度增长,在世界GDP中所占份额也持续增加,不但在经济总量上缩小了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即使在人口基数增加前提下人均GDP也缩小了与发达国家间的鸿沟。

        二是南北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推动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意识的增强。近年来,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地区性组织纷纷建立并取得较大发展,如东盟、南盟、非盟、阿盟、南方共同市场等;77国集团也经受了时间的考验,继续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活跃在国际舞台上。为捍卫自身权益,发展中国家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联合自强的意识,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对西方大国表现出一定的独立自主性。印度、巴西以及非洲一些国家坚持要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反映出它们随着经济实力增长而谋求在国际事务中更大发言权的愿望。

        三是使现行国际秩序受到重大挑战。现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由美欧等经济发达国家主导,国际机制和“游戏规则”也基本上是为少数发达国家利益服务。由于南北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这种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秩序越来越难以为继。全球金融危机催生了G20取代G7、G8的进程,促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至少增加5%,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至少增加3%。这些调整尽管还起不了决定性作用,但意义深远,表明随着南北力量对比的变化,对现行国际秩序进行必要的改革已提上国际社会的议事日程。

        三、发展问题成为当代世界的核心问题。

        早在1985年,邓小平同志就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重大、具有全球性、战略性的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性战争可能性的减小,和平问题的紧迫性有所降低,而“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也越来越显现出来。如果说当今世界处于大变动之中,那么发展问题作为全球范围内最突出、最紧迫的问题则是一切变动的根源所在。

        首先,包括经济实力在内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内涵,较以往更加激烈和复杂。国家间力量对比的变化成为世界形势与格局演变的一大推动力。

        其次,南北之间围绕发展权益的矛盾成为当今世界各种矛盾中的主要矛盾,焦点在于少数发达国家作为既得利益者极力维护对其有利的现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要求改变自己所处的不公正、不合理地位,要求对现行秩序进行必要的改革。

        第三,西方大国要阻遏其他国家的崛起,除继续利用军事威胁手段外,主要依靠包括金融、资源等在内的经济手段。资本和资源(包括新能源、碳排放权)是任何国家发展经济、实现工业化不可或缺的,发达国家正着力在这两大领域利用其拥有的优势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牵制。

        第四,由于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各国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发达国家凭借其强势地位,既要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中获得实惠,又通过其掌控的跨国公司侵蚀、威胁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发生利益磨擦时则通过其主导的机制(如世界贸易组织)和游戏规则做出有利于其的安排。

        第五,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应对的全球性问题,如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粮食安全、金融稳定等。对于这些问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由于发展水平不同、需求各异,所持立场有很大差异。“共同责任论”成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危机、推诿责任的冠冕堂皇的借口。多哈回合谈判迟迟无法达成协议,围绕气候变化问题的争执愈演愈烈都是有力的例证。

        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必须打破现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对它们的不平等制约。这实质上是发展中国家同既得利益者—发达国家围绕利益再分配的斗争,其过程必然漫长而艰难,归根结底还要靠实力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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