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战略的四大发展趋势——高祖贵

　　

    2016年，世界因英国通过“脱欧”公投、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叙利亚危机、恐怖袭击频发等重大事件而显得空前动荡、混乱、不确定。2017年，这些事态将继续发展，冲击效应将进一步释放扩大。从这些事态的演化可以看出，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在延续诸多规律性变动的同时，由于人口结构、技术创新、生产方式、思想观念等因素的快速变化，特别是全球化和信息化进程的深入解构建构作用，正呈现出越来越多的新特点和新形态。在此背景下，世界主要战略力量各自的内部治理改革和对外战略的调整力度加大，互动的领域和方式持续变换，从而推动国际格局深刻演化，四大趋势日益凸显。

 

一、多极化向全新的广度和深度扩展

 

    世界多极化就是世界范围内的力量中心从一个中心向多个中心扩散，以及各中心之间的力量对比差距缩小的过程。从2016年世界形势的发展看，多极化不仅越来越不可逆转，而且正在向不同层面和不同领域持续深化。

    （一）全球层面

    尽管西方主要国家逐渐摆脱金融危机，中国、俄罗斯、巴西等国的经济发展不同程度地放缓，但是，以“西方七国”为代表的传统发达国家作为西方曾经所谓的世界“中心地带”整体继续下沉，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作为西方曾经所谓的世界“边缘地带”整体不断上升，这两个地带之间差距缩小的态势持续发展。

    在经济实力上，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数据，西方“七国集团”（G7，美、加、日、英、法、德、意）从2007—2015年底，国内生产总值（GDP）总和在世界GDP总量中所占的比例从54.82%下降为46.38%；预计2016年和2017年，该比例将分别下降为45.62%和44.87%。相比之下，一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呈现比较快速的群体性的梯次崛起态势。其中，金砖五国（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的经济发展虽不同程度地面临困难，但整体实力持续提升。2007—2015年底，五国GDP的总和在世界GDP总量中所占比例从13.79%增长为22.28%；预计2016年和2017年，这个比例将分别上升为22.68%和23.09%。^[1]

    以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为支撑，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G20）峰会、77国集团、不结盟运动等多边框架下的作用持续增大。特别是“金砖五国”，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0年通过投票权改革方案，并于2016年10月使该方案生效；在2013年4月南非德班峰会上，决定建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外汇储备库，在2014年巴西峰会上确定有关实施方案，在2015年6月中国上海正式挂牌成立。这些都对现有国际多边开发融资体系构成有益的补充和推动。同时，俄罗斯、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对地区和国际事务的参与度不断提高，在乌克兰、叙利亚、阿富汗、伊核、朝核等地区和国际热点难点问题上的影响力持续上升。

    此外，随着东盟、非盟、阿盟、拉美共同体等地区框架下的合作推进，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国际影响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在西方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消长作用下，世界力量对比总体上变得越来越平衡，这正是多极化趋势深入发展的效果体现。

    （二）世界各主要战略力量之间的对比

    冷战结束后，世界主要战略力量之间严重失衡的态势得到明显改善。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与中俄欧等“多强”之间的综合国力差距不断缩小，而且“多强”之间国际地位变化的均衡化趋势日显突出。

    美国“一超”的总体地位尽管依然突出，但在“9·11”事件、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金融危机、中东大变局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连续冲击下，加上国内经济复苏基础不稳、政府债务大幅上升、两党政治对立和两极分化加重等因素的拉动下，内顾倾向明显。其对世界格局和国际体系演变的主导力与世纪之交的顶峰时期相比，已相对削弱，与其他大国的差距也在不断缩小。^[1]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从2006—2017年，美国GDP的总和在世界GDP总量中所占比例将从27.13%下降为23.08%。^[2]特别是国际体系的转型和国际事务日趋错综复杂，多个国际热点问题短期难解，“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的威胁持续、叙利亚危机尚无重大转机、乌克兰问题仍陷僵局、2016年总统大选致使国内深陷分裂，这些问题的挑战使得美国独自掌控地区和国际局势的意愿、决心和能力都不同程度地有所下降。

    其他大国的力量分化同样突出。从2006—2017年，世界大国的GDP在世界GDP总量中所占比例的变化分别是：英国从5.07% 下降到3.66%；法国从4.55%下降到2.39%；德国从5.88%下降到4.32%；日本从8.53%下降到5.12%；俄罗斯从1.94%下降到1.78%；中国从5.35%上升为18.55%；印度从1.86%上升为3.1%。^[3]尤其是欧盟在英国公投脱欧、难民和移民问题发酵、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势力抬头等因素的冲击下，要继续保持团结、推进包括联合防务在内的一体化建设，面临严峻挑战。在这些大国中，英、法、德、俄等国的绝对经济总量不断提高，但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相对占比却持续下降。中国和印度则是绝对经济总量及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相对占比均处上升之势。这种力量对比的多重分散化态势，同样是多极化趋势深入发展的体现。

 

二、世界各主要战略力量重新厘清内外战略

 

    面对日显动荡多变的世界，尤其是不断深化的多极化趋势，世界各主要战略力量越发紧迫地调整内外战略，努力明确定位和优势劣势，力图在未来可能出现的多极格局中谋求比较有利的国际地位。

    （一）美国维护霸权的战略在总统更替中既延续又变化

    奥巴马政府为了确保美国继续“领导世界100年”，极力掌握世界发展和国际秩序转换的战略主动权。在经济社会领域，积极推进金融、教育、科技、医疗、移民等一系列改革；力图通过“再工业化”计划来促使美国海外企业回归，实施能源自给计划来降低生产成本和提升经济竞争力；与23个经济体（共50个国家）开启服务贸易协定谈判；与欧盟进行“跨大西洋全面贸易与投资协定”(TTIP)谈判；与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马来西亚、新西兰、墨西哥等11个国家谈判达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力图主导制定新的更高标准的国际贸易规则体系。在政治外交领域，强调美国必须继续发挥全球领导作用，抬高对外军事行动门槛，注重借助同盟和伙伴的作用，在地区战略中更多采用“离岸平衡”和借力打力策略，对打压对象更多使用经济金融制裁和多边施压等政策措施。

    刚刚上台的特朗普政府高举“使美国再度强大”和“美国第一”的旗号。其竞选主张、政策顾问和正在组建的政府班底表明，未来美国的内外战略在保持一定延续性的同时，可能发生较大变化：对内，力图促使制造业回归，放开国内化石能源开发，大规模升级、改造基础设施，以大幅减税来提升企业竞争力，增加中产阶级就业；对外，要将消除“伊斯兰国”威胁作为首要紧迫任务，实行大规模强军计划，帮助盟友伙伴提升能力并分担更多安全保护费用，寻求与俄罗斯加强反恐合作，宣布要重新谈判或退出已经生效的“北美自贸区协议”（NAFTA）、“退出”已经结束谈判但尚未批准生效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尖锐批评尚未结束谈判的“跨大西洋全面贸易与投资协定”(TTIP)谈判。这些政策主张一旦实施，势必给美国乃至整个世界造成深远影响。

    （二）其他战略力量既为解决自身发展难题，也为因应美国变化，加快展开各自内外战略调整

    欧盟在应对债务危机、乌克兰危机、气候变化、难民危机、英国“脱欧”的过程中，力图通过持续全面推进银行、财政、能源、投资、数字、防务等联盟的建设，确保团结，有力应对来势猛烈的民粹主义浪潮，穿越“转型时刻”。对外，欧盟在继续强调价值观、多边外交、政治解决办法的同时，更加重视加强军事力量建设；2016年7月，推出题为《共同愿景、共同行动：一个更强大的欧洲》的全球战略，强调要加强跨大西洋纽带和北约联盟、进一步整合东欧和南欧、注重用综合方式应对危机，支持世界各区域合作机制发展，强化以联合国等多边规制为基础的全球秩序；2016年6月底，推出题为《欧盟对华新战略要素》的联合战略文件，阐明未来5年中欧关系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在全球和地区治理、中欧投资协议和自贸区协议谈判等方面加强合作等。这些内外战略的实施将在2017年经受法国、德国、荷兰、意大利等国大选的考验。战略的展开势必影响到欧盟作为一个世界力量中心的国际地位的升降，甚至欧盟本身的存亡。

    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陷入僵持、美欧加大经济制裁的广度力度、北约继续东扩并强化军事遏制力度的情况下，推行创新发展和进口替代战略。对外，俄以深化欧亚经济联盟建设来强化对独联体国家的掌控和巩固周边战略依托，力图“构建欧亚多层次一体化模式”；注重借助“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来提升和保持国际影响力；平衡推进与中国、印度、日本合作；充分利用叙利亚危机、“伊斯兰国”威胁、伊朗核问题等，同美国争夺中东主导地位，彰显俄罗斯依然是世界力量中心之一；以特朗普上台执政为契机，谋求改善对美关系。在经济发展持续下滑，经济结构依赖军工、能源局面加重，与美改善关系受欧洲和北约因素制约的背景下，俄面临国际地位下滑趋势的挑战。

    日本安倍政府推进国内选举制度和自民党总裁任期改革，强化自民党一党独大格局；继续实施安倍经济学以确保经济大国地位；从武器装备研制及采购、军费投入、安保体制和法案修改等多方面大幅加强军备建设，坚定谋求修改和平宪法，朝军事大国目标迈进；推进“地球仪外交”，大力强化与美国、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越南、印度等国的安全合作，并在美国着力打造的亚太安全合作网络中扮演“基石”角色；大幅增加对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以换取支持，坚持联合德国、印度、巴西，力争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向政治大国迈进。在经济增长平缓，政府债务负担持续加重，人口老龄化、少子化进一步加剧，特朗普政府可能调整美日同盟的背景下，日本能否实现独立正常大国的目标同样面临挑战。

    印度莫迪政府确立建设“全球制造和出口大国”、“数字大国”、“清洁大国”、“重新出现在世界雷达上”、“21世纪成为印度世纪”的 “新印度”愿景。对内，以加强经济改革、航空航天开发、国防建设等为抓手，增强综合国力，特别是坚定实施税收改革和货币改革，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核能开发利用；对外，以强化对南亚和印度洋的主导权为基点，积极推行强势周边外交和大国平衡外交，大幅强化与美日俄英法德等大国的经济和安全合作，坚持寻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中国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为指引，坚持与世界各国共同走和平发展道路，对内坚定推进“五位一体”建设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外积极践行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坚决捍卫国家核心利益，不称霸、不扩张、不搞势力范围，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扩大参与全球治理，持续提升作为世界和平建设者、国际秩序维护者、全球发展贡献者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三、大国战略博弈渐成全方位之势

 

    随着世界主要力量的战略调整和政策实践持续展开，从总体上看，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催化出现的大国之间竞争、合作并存交织的关系形态将持续演化。特别是在全球性挑战日益突出的大背景下，包括全球经济发展面临多种困难、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威胁居高不下、难民移民问题的经济安全外溢效应凸显、国际能源格局面临深刻调整、全球气候变化应对可能被美国特朗普政府逆转、核不扩散威胁依然严峻，大国之间增进合作的需求不减反增。与此同时，由于整个世界格局演进面临和平条件下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大调整，混乱失序因素明显增多、不确定性和风险性持续高企，大国为了更好地因应变局、维护利益、确保安全，战略和政策的进取性普遍强势。这就导致大国之间的竞争、碰撞、摩擦不断上升。从国内经济结构调整转型、社会矛盾治理、政治模式创新，到国际定位的矫正确认、对外战略的设计谋划、实施路径选择和政策策略应用，再到地缘政治布局改变和军事力量部署调整，大国博弈渐成全方位展开态势。

    （一）国家内部治理成效决定大国竞争前景

    2008年，金融危机在美国爆发，并直接导致欧洲债务危机。从那以来美欧经济增长乏力。这表明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美欧经济新自由主义存在严重弊端。2010年12月，美欧称为“阿拉伯之春”的中东大变局爆发。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政局的曲折反复和混乱危机，加上美国把阿富汗和伊拉克重树为伊斯兰国家与阿拉伯国家民主化样板的企图双双失败，这都标志着美欧在全球范围推广“普世价值”和西方民主制度的失败。2016年，英国全民公投“脱欧”、意大利“五星运动”和法国“国民阵线”等极右翼党派影响不断上升，直接威胁欧盟前景；美国特朗普当选总统是政治经济社会多重分裂的结果，必将进一步加剧政治经济社会多重分裂。这些重要变化表明美欧国家内部政治对立、两极分化、青年就业困难、种族移民融合困难等问题日益严重并严重威胁社会稳定；表明“反建制”、反移民、反一体化、白人至上等民粹主义思潮正在重塑西方国家政治生态。所有这些问题都说明美欧的国内治理正面临着深刻挑战，它们在国内治理基础上主导的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进程明显受挫。这将迫使未来美欧发展战略的重点更加聚焦国内，减少对全球治理的投入。加上俄罗斯、南非、布隆迪、冈比亚四国相继宣布退出美欧主导的国际刑事法院，菲律宾杜特尔特政府也表达了类似意愿；金砖国家的新发展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开始运行，这些从一个侧面预示美欧自近代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主导的国际体系正在酝酿重大变化，它们在国内国际制度层面的影响减弱。与此同时，中国、俄罗斯、土耳其、沙特、伊朗等国自主探索本国发展道路备受关注，世界发展和全球治理对这些国家在思想方案和实践努力两方面的需求都不断上升。这表明大国竞争前景越来越取决于大国各自国内治理模式的改革完善及其在全球治理体制重新构建中所发挥的作用。

    （二）地缘战略角逐构成大国博弈的平台

    在经济总量、人口规模尤其是中产阶级规模、军事实力等因素推动全球权力重心加快向亚太转移的态势作用下，世界主要战略力量纷纷把亚洲及其关联的西太平洋和印度洋这个板块作为地缘战略重点，加大力量投入，加紧战略运筹。印度洋—亚洲—太平洋板块日益成为大国地缘战略博弈的中心舞台。

    美国奥巴马政府为了在2020年前后全面掌控从西太平洋和东亚延伸到印度洋和南亚的弧形地带，进而支撑其全球领导地位，在中东（西南亚和西亚）和亚太之间进行“再平衡”：一方面适度减少之前因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而在中东过多投放的力量，组建全球反恐联盟打击“伊斯兰国”，对叙利亚危机加以控制而非设法解决；另一方面大幅增加对亚太的关注和力量投放，特别是着力加强在中东与亚太的连接部位即中亚、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的力量部署，以确保美国在该区域的力量存在和主导地位不被严重削弱。特朗普政府将放弃“再平衡”概念，但为了“使美国再度强大”，将继续力保对这个地缘战略板块的战略主导地位。

    受美国战略调整的刺激和推动，其他战略力量纷纷聚焦印度洋—亚洲—太平洋，加大战略投入。欧盟强调与亚洲国家关系，英、法、德等国均更加重视并不断推进与东北亚、东南亚、南亚国家关系。俄罗斯明显增加在西亚、中亚、南亚、东南亚的外交和军事力量部署，日益重视亚太经合组织作用，大幅强化与叙利亚、印度、越南等战略支点国家合作，积极介入并发挥伊朗核问题和叙利亚危机的地缘战略杠杆撬动作用。日本搭乘美国地缘战略部署调整便车，顺势强化与美盟友伙伴的政治安全关系，实现与韩国的后勤保障和情报合作重大突破，变换政府开发援助和经贸合作方式，加大对东南亚、南亚和中亚的政治、经济、安全和社会介入。印度在强化对南亚和印度洋主导地位的同时，北上更多介入中亚、西向加强与中东国家能源经贸合作、“东进”挺进太平洋，并大幅强化与日本、澳大利亚、越南等亚太国家的合作。中国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横贯欧亚、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其他大国则纷纷从地缘战略角度看待和进行应对。世界主要大国围绕这个地缘政治板块的战略展开如火如荼，交叉碰撞对冲和关系重组日益加剧。

    (三）军事战略竞争成为大国博弈最前沿

    在国际不安全感普遍上升和大国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世界主要力量越发重视加强军备建设。而客观上，世界军事领域的变革持续深入发展，军事武器装备远程精确化、智能化、隐身化、无人化趋势不断凸显，军事制高点争夺日益向太空、网络、海洋、极地等空间扩展，战争形态加速向信息化战争演变，国家安全战略、防务政策和力量体系转型明显加快。这就使大国军事战略竞争成为大国博弈最为尖锐的前沿领域。

    美国不断翻新军事概念，从“空海一体战”到“第三次抵消战略”再到“全球公域介入与机动联合”；力图平衡威慑大国、瓦解暴力恐怖势力和提升盟友能力这三大军事战略目标；着力发展全球快速打击系统和完成全球反导系统部署，强化核威慑和网络威慑能力，加紧研制智能化武器、电磁武器和激光武器等，确保绝对军事优势。新任总统特朗普及其安全团队的主张表明，美国将更加重视建设强大的军队，包括增加军费开支，把海军舰船从现有的272艘增加到350艘、陆军从现有的54万人增加到60万人、海军陆战队从18万人增加到20万人；把3D打印技术、人工智能、网络战等融为一体，并用于军事等。

    俄罗斯继续谋求在潜艇和导弹等战略力量方面的传统优势，同时依据《2020年前俄联邦国家安全战略》，不断更新军事学说，坚定推进军备升级，把提高机动性和快反能力作为军队改革方向的核心，继续加大武器出口力度。日本大幅调整安保体制和加强军备力量建设，用“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取代“武器出口三原则”，增加军费开支，签署日美安保合作新指针，强推通过安保法案，全面突破集体自卫权和自卫队海内外军事活动范围，大步迈向军事大国目标。印度更是连续多年大幅提高国防预算，大力加强海陆空战略力量建设，不断扩大对外军购规模，加强与美俄日法英等国的军事技术合作。

 

四、中国发展对世界进步的影响持续扩大

 

    在主要大国为了谋求相对有利的地位而纷纷厘清内外战略并全方位展开竞争的背景下，中国地位和作用的快速攀升、中国战略展开所产生的影响尤为显著。这既得益于中国所处亚太这个重要地缘板块在全球地缘战略格局中快速隆起的托举效应，更由于中国自身经过38年改革开放发展所累积起来的综合国力增长的基础支撑。其中最为基础也最为重要的是经济发展。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从2007—2014年底，中国GDP从3.49万亿美元增长为10.36万亿美元，占世界GDP总量的比例从6.09%增长为13.30%；人均GDP从2,651.3美元增长到7,593.9美元；外汇总储备从1.55万亿美元增长到3.9万亿美元，占世界总量的比例从10.92%增长为21.97%；出口贸易额从1.33万亿美元增长为2.34万亿美元，占世界总量的比例从8.09%增长为12.95%；进口贸易总额从1.03万亿美元增长到1.96万亿美元，占世界总量中的比例从6.26%上升为8.47%，军费开支从730亿美元增长为2180亿美元，占世界总量的比例从5.55%增长为12.15%。^[1]2015年，中国的经济增速放缓，呈现新常态，但GDP净增加值仍在8,000亿美元左右。^[2]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几年间，中国为全球经济贡献了接近40%的增量，对世界经济复苏起到重要支撑作用。近年来，在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速仍然位居主要经济体前列，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25%以上。^[3]站在新的高度和前行基点上，中国发展对世界进步的影响不断增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中国对世界的输出性影响正在快速增大，不断接近甚至超过世界对中国的输入性影响

    如今中国开始越来越多地展示理念、提出主张、增加贡献，对世界的施加影响越来越主动，作用越来越突出。在经济发展方面，2014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与同期吸引外资规模大致持平（仅差35.6亿美元）；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有望超过同期吸引外资规模。^[4]“预计未来5年，中国进口总额将达到8万亿美元，利用外资总额将达到6,000亿美元，对外投资总额将达到7,500亿美元，出境旅游将达到7亿人次”。^[5] 2015年9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指出，中国至今共向16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近4,000亿元人民币援助，派遣60多万援助人员，其其中700多人献出宝贵生命。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将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首期提供2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落实2015年后发展议程；中国将继续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投资，力争2030年达到120亿美元；中国将免除对有关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截至2015年底到期未还的政府间无息贷款债务；中国将设立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同各国一道研究和交流适合各自国情的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中国倡议探讨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推动以清洁和绿色方式满足全球电力需求。^[1]随着新一轮开放的全面展开，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中国对周边乃至更广阔地区的经济发展拉动作用将进一步增大。

    在政治外交方面，中国围绕世界发展方向、国际体系变动、全球性挑战、地区热点难点问题等不断提出主张、方案和建议，并率先垂范，积极落实，包括2013年11月正式对外发布《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 2015年制定《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文件》并正式提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积极开展穿梭外交，推动重启朝核问题六方谈判；为伊朗核问题谈判进行斡旋并提出建议；邀请以色列总理和巴勒斯坦总统访华，并劝和促谈；邀请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代表访华，推动他们寻求政治解决，等等。

    在安全方面，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承担的联合国维和费用的摊款早已从3.1474%增长到10.2%，有关排名仅次于美国，名列第二；中国派出的维和官兵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最多，1989年以来已派出3万余人次参加了29项联合国维和行动，2015年职守在世界各地的维和人员达3,100多名。^[2]习近平主席在第70届联大一般性辩论讲话中宣布，“中国将加入新的联合国维和能力待命机制，决定为此率先组建常备成建制维和警队，并建设8,000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3]

    二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向规制层面扩展深入

    中国国内改革按照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要求，创新体制机制和全面推进法治建设的同时，需要把国际因素考虑在内，特别是需要兼顾已经在中国开放进程中长期合法存在、并有利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国际元素，比如说法律的修订制定和实施、经济社会文化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完善等。2016年11月22日，汪洋副总理在美国华盛顿出席第27届中美商贸联委会时指出：“无论是颁布网络安全、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等法律法规，还是制订药品监管、技术创新等政策，我们都充分听取包括美国企业和相关机构在内的各方面意见，并吸纳了其中合理的成份。”^[1]也就是说，中国国内规制的改革创新需要放到开放条件下和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相互融合的环境中来进行。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在坚决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同时，推动国际规制变革，以适应重大跨国性和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等新形势，并增加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这种改革并不是推倒重来，也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创新完善”。^[2]

    在全球层面，中国支持联合国在各成员国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兼顾公平与效率地推进改革。早在2005年就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推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成立并建章立制时，建立了一套比较公正的运行规则。如今，中国决定设立为期10年、总额10亿美元的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支持联合国工作，促进多边合作事业。^[3]中国支持二十国集团（G20）作为全球经济治理主要平台等发挥更大作用，并在2016年9月主办的杭州峰会上，首次全面阐释中国的全球经济治理观，首次推动形成全球多边投资规则框架，推动二十国集团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推动创建金砖国家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敦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改革治理结构。在地区层面，中国在金砖国家峰会、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机制中扮演的角色日显举足轻重。中国还决定在未来5年内，向非盟提供总额为1亿美元的无偿军事援助，以支持非洲常备军和危机应对快速反应部队建设。^[1]总之，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积极姿态，提高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着力增强规则制定能力、议程设置能力、舆论宣传能力、统筹协调能力，向国际社会阐释关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理念，坚持要合作而不要对抗，要双赢、多赢、共赢而不要单赢，不断寻求最大公约数、扩大合作面，引导各方形成共识，加强协调合作，共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2]

    中国发展对世界进步的影响持续扩大这种趋势，决定了中国发展面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将越来越多地取决于中国国内的全方位改革发展和自我超越，以及中国在世界中的角色定位和行为选择，外部因素对中国发展战略机遇期的影响将进一步下降。与此同时，这种趋势也给中国带来两大挑战，一是美国日益坚定地把中国作为首要挑战，俄罗斯、欧盟、日本、印度等其他大国对华关系的竞争面不断上升，这增加了中国运筹大国关系和展开大国博弈的难度；二是世界对中国在全球治理中承担更大责任和做出更大贡献的要求大幅上升，这使中国再度面临新形势下如何辩证处理好坚持韬光养晦与积极有所作为关系这个重大问题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