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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及其政治和社会影响——张文宗
  

    作为2016年大选后美国最重要的政治活动,2018年中期选举涉及国会两院、州长和地方等选举,要改选的席位总共6,600多个,其中包括众议院的435个席位、参议院的35个席位、36个州长和3个海外领地行政首长席位、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和芝加哥等重要城市的市长、99个州议会中的87个州议会的数千个席位等。国会两院的选举是此次中期选举的关键,其过程和结果将对美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态产生重要而直接的影响。

 

一、中期选举的背景和结果

 

    2018年中期选举之所以重要,在于它对民主和共和两党来说都非常关键。对民主党来说,这关系到能否扭转政治颓势及在2020年大选中的胜算。自2008年通过“奥巴马旋风”获得历史性的胜利后,民主党就霉运连连,2010年、2014年和2016年分别丢掉了对国会众议院、参议院和白宫的控制权。此次选举若不能扳回一局,不仅赢得下届总统大选的机会更加渺茫,还可能因士气低下导致本党分裂。对身陷“通俄门”调查,面对妨碍司法、性骚扰及家族企业偷税等指控的特朗普总统来说,此次选举同样关键。一旦共和党丢掉国会控制权,其本人可能面临更凶险的政治环境。因此,特朗普不仅投入精力为共和党在任议员和候选人助选,还将此次选举视为自己在2020年大选中能否连任的关键。正是认识到此次选举的重要性,两党的竞争异常激烈。

    (一)以攻击政治对手为手段的负面选战特征明显

    在美国的政党政治和选举政治中,一方为获胜既可以炫耀自己的政绩,也可以攻击对方的短处和痛处。围绕选民最关心的移民、医疗保险和经济等议题,两党均猛攻对方政策及主张的弊端,上纲上线,危言耸听,甚至大搞人身攻击。与2016年大选相比,美国政治中的暴戾、偏执、不宽容色彩更加浓厚。特朗普攻击民主党的激进化,称其“全民医保”主张是“社会主义政策”,若实施将重创美国经济,导致美国经历像苏联、古巴和委内瑞拉一样的经济痛苦和衰败。[1]特朗普还攻击民主党想要“开放边境”,并利用中美洲三国的“大篷车”非法移民借题发挥,称国家面临“紧急状态”,并派军队帮助边境巡逻人员管控美墨边境。[2]民主党则搬出人气很高的前总统奥巴马,同样通过政治集会攻击对手。奥巴马抨击特朗普“践踏民主”,攻击共和党政客煽动“恐惧和仇恨”制造分裂,“服务于富人的减税政策重新拉高赤字”,“数百万人失去医保”等。[3]两党政要的相互攻讦,毒化了政治和社会气氛。选前发生的极右分子向奥巴马、希拉里、索罗斯等民主党精英寄送炸弹包裹的事件,引发社会恐慌。一名极右分子更在排外情绪驱使下袭击犹太教堂,导致11名犹太教徒被杀,上演了“美国历史上对犹太人社区最致命的攻击”。美国政治恶斗对社会的撕裂之深,由此可见一斑。实际上,两党的舆论战和卡位战在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上已展现得淋漓尽致。特朗普提名的保守派法官布雷特·卡瓦诺受到女教授克里斯汀·福特的性侵指控。两党议员对此立场泾渭分明、势不两立。共和党议员称民主党进行政治操弄,性侵阴谋是“国家的耻辱”,而民主党议员则指责共和党人“漠视女性的痛苦”。最终参议院以50票支持、48票反对的结果确认了对卡瓦诺的提名,但这是1881年以来参议院对大法官人选表决相差票数最少的一次,两党分裂程度之深令人不安。[1]

    (二)中期选举的花费之高打破此类选举的历史记录

    此次选举因为竞争激烈,候选人和政党竞选组织筹款压力很大。两党及候选人之间的“空战”(电视广告)、“地面战”(电话联系和街头拜票)、“网络战”(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打得不可开交。尽管特朗普多次表示要限制特殊利益集团对其决策的影响,并发誓要排干“华盛顿沼泽”,但并未在限制竞选捐款上采取任何行动。[2]此次中期选举中,赌业大亨谢尔登·阿德尔森夫妇为共和党捐赠了1.13亿美元;对冲基金经纪人、环保主义者托马斯·斯蒂尔则为民主党捐赠了5,100万美元。由于两党在税改、移民、医改、能源政策上势不两立,政策倾向更直接影响利益分配,不同行业的富豪在捐赠上有明显的偏好。硅谷的科技精英、好莱坞明星、自由派传媒大亨更推崇社会和文化自由,不满特朗普限制移民的政策,对民主党捐款踊跃。流媒体业宠儿奈飞公司(Netfilx)的首席执政官黑斯廷斯为民主党捐赠57.16万美元,云计算设备提供商Salesforce的首席执行官贝尼奥夫捐款18.89万美元。与此相对,石油和天然气企业、军工企业因受益于特朗普的减税、放松监管和扩军政策,在支持共和党候选人上也不手软。不过,此次民主党所筹集和已投入的竞选资金均超过共和党,表现在其筹集的小额捐款、女性选民捐款,国会议员候选人的竞选花费、关键选区议员竞选开销等各个方面。最终,此次选举总共花费约52亿美元,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昂贵的一次中期选举。[3]

    (三)两党的选民动员程度非常高,导致极高的投票率

    中期选举通常投票率较低,因此两党谁能更有效地动员选民基本盘投票,谁胜选的几率就更大。在危机感驱使下,两党均使出浑身解数催票。自2018年5月开始,特朗普就在俄亥俄、宾夕法尼亚、佛罗里达、蒙大拿等州进行政治集会,为共和党造势。10月以来,特朗普又连续出席20多场集会,力图通过提高在全国和地方媒体的曝光度,激发选民热情,为共和党助选。他希望将共和党选民对自己的高支持率转化为对共和党候选人的支持率。[1]除了夸耀减税和放松监管等对美国经济的好处外,特朗普承诺要继续推动在美墨边境“建墙”,并炫耀自己在贸易谈判中的“斩获”。为制造“危机气氛”,特朗普还释放了若民主党控制国会自己“将被弹劾”、“所有执政成就将被清算”的信息。民主党则通过推动“认同政治”,动员选民基本盘,呼吁支持者不要旁观,而要用选票去制衡“糟糕政策和滥权行为”。最终,此次选举的投票人数超过1.13亿人,投票率高达49.2%,为1966年中期选举以来最高的一次。[2]

    在激烈的角逐中,此次选举并未上演“十月惊奇”。与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戏剧性结果不同,2018年中期选举的结果基本上与美国主要选举预测机构和主流民调的结论一致。

    首先,选后共和党将继续控制参议院。选前共和党在参议院占据51席、民主党和参加民主党党团会议的独立派议员占据49席,共和党以微弱优势控制着参议院多数。选举结果表明,共和党在第116届新国会将至少控制52席,继续扮演多数党角色。选前“清晰政治”、“库克政治报告”等多个选举预测机构均认为两党竞争激烈的席位在密苏里、内华达、亚利桑那等8个摇摆州。最终,得克萨斯州共和党参议员泰德·克鲁兹(Ted Cruz)、西弗吉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乔·曼钦(Joe Manchin III)和蒙大拿州民主党参议员乔恩·泰斯塔(Jon Tester)成功连任;共和党候选人玛莎·布莱克本(Marsha Blackburn)以绝对优势赢得红州田纳西的开放席位。具有风向标意义的是,四位寻求连任的民主党参议员——印第安纳州的乔·唐纳利(Joe Donnelly)、北达科塔州的海迪·海特坎普(Heidi Heitkamp)、密苏里州的克莱尔·麦卡斯基(Claire McCaskill)和佛罗里达州的比尔·尼尔森(Bill Nelson)均被共和党对手击败,这四个席位“由蓝变红”。内华达州和亚利桑那州的两个席位则“由红变蓝”:在内华达州,民主党人杰姬·罗森(Jacklyn Rosen)以5个百分点的优势击败共和党议员狄恩·海勒(Dean Heller),而在亚利桑那州,民主党人克里斯滕·希尼玛(KyrstenSinema)拿下了共和党议员杰夫·弗雷克(Jeffry Lane Flake)留出的开放席位。此次参议院改选中,民主党在选前处于历次选举中最不利的态势。35个改选席位中,寻求连任的民主党议员占24席,独立派人士占2席,寻求连任的共和党议员占6席,另外3席是共和党议员宣布退休后留出的开放席位。明显处于守势的民主党没有输掉更多席位,已经不算输。尤其是在特朗普2016年大选中赢得的威斯康星、密歇根、俄亥俄和宾夕法尼亚州这四个“铁锈带”州,民主党参议员均得以连任。

    其次,民主党重新夺回众议院控制权,是本次选举最具实质意义的变化。众议院改选的435个席位中,选前共和党控制236席,民主党控制193席位,6席空缺。选后民主党至少赢得234席,超过控制该院必须有的218席,自2010年中期选举失利后再次成为多数党,共和党赢得201席。“由红变蓝”的主要有艾奥瓦州的第一和第三选区、密歇根州的第八和第十一选区、新墨西哥州的第二选区、亚利桑那州的第二选区和纽约州的第十九选区等;“由蓝变红”的则包括明尼苏达州的第一和第八选区、宾夕法尼亚州的第十四选区等。民主党重新控制众议院并不出人意料。在竞争激烈的38个席位中,选前共和党占33席,民主党占5席,共和党明显处于守势。部分原因是选前至少44位共和党议员宣布辞职或竞选其他职位,使不少共和党的安全席位变成竞争激烈的开放席位,为民主党创造了更多机会。更重要的是,由于选民通常希望行政部门和国会相互制衡,中期选举一般会出现政治钟摆效应,对总统所在的党不利。[1]综合美国内战以来的历次中期选举,总统所在的党平均要丢掉32个众议院席位和2个参议院席位,有些时候会丢掉更多。如1994年中期选举,克林顿总统所在的民主党在众议院丢掉52席;2010年中期选举,奥巴马总统所在的民主党在众议院丢掉63席。共和党在此次中期选举中丢掉30多席,这与历史上的政治钟摆现象类似。

    第三,民主党从共和党手中赢了7个州长席位。在全美50个州长中,选前共和党控制着33个州长席位,民主党仅控制16个,另一个是独立派的阿拉斯加州州长。此次选举,共和党10位州长因种种原因不再寻求连任,为民主党创造了更多机会。竞争激烈的州长选举集中在阿拉斯加、康涅狄格、艾奥瓦等12个州,其中佛罗里达、佐治亚、堪萨斯、内华达、南达科塔、俄亥俄这6个州共和党空出了州长席位。选后,民主党至少从共和党手中拿下内华达、新墨西哥、堪萨斯、威斯康星、伊利诺伊、密歇根和缅因7个州长席位,但共和党控制的州长席位仍多于民主党。不过,民主党寄于厚望的非洲裔女性斯塔塞·阿布拉姆斯(Stacey Abrams)和非洲裔政治家安德鲁·吉勒姆((Andrew Gillum)分别未能赢得佐治亚州和佛罗里达州的州长选举。

 

二、中期选举的特点

 

    美国中期选举,尤其是国会选举的结果具有全国性影响,但实际上是一个个地方的选举结果决定的。全国性的政治气氛、党派认同等对选举会产生影响,但每位候选人的筹款情况、候选人的质量、第三党的参与等,也是影响结果的重要因素,这些都增加了选举的不确定性。[2] 此次中期选举在美国的政治喧嚣和社会躁动中举行,选举结果反映了美国政治和社会生态的重要变化。

    (一)民主党的“认同政治”策略取得成功

女性、少数族裔和同性恋等弱势群体在政治上倾向于民主党,是该党的选民基本盘。在选举中突出候选人的性别或族裔特征,突出这类群体关注的议题,能够发出特定的政治讯息,最大限度地激发选民的投票热情。此次选举中,民主党推举的女性候选人通过强调捍卫女性权利,表现得非常抢眼,此次选举因而被称为继1992年中期选举后的又一个“女性年”。在初选阶段,报名登记参加州长、国会参议员和众议员选举的女性参选人数打破历史记录。[1]选举结果显示,当选国会女议员达到创纪录的128人,其中民主党女性众议员将新增26人。[2]

    女性参政热情的高涨,与女性发起的“反特朗普游行”和反职场性骚扰的“我也是”(“#MeToo”)运动息息相关。[3]特朗普反对女性堕胎权的保守政策、在选举和执政期间表现出的对女性不尊重,以及希拉里作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女性总统候选人的败选等,均是推动女性从政的因素。2016年大选前,为支持堕胎权的女性候选人提供政治咨询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埃米莉名单”( Emily's List)联系的女性有920人,中期选举前这一数字已经增加到4.2万人。[4] “我也是”运动看似没有政治意涵,但“推动了关于两性平等的讨论”。[1]随着运动的开展,民主党将其发展成对付特朗普和共和党的武器。特朗普提名保守派法官卡瓦诺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后,后者受到性骚扰指控,但特朗普仍力挺卡瓦诺。民主党将特朗普和共和党塑造成“对女性实施性骚扰但却照样青云直上的男权主义”的代表,推动更多女性支持民主党而疏远共和党。[2]另外,具有少数族裔和女性双重身份背景的民主党候选人也表现出色,她们成为民主党推动“性别政治”,对抗共和党“老白男”的利器。例如,明尼苏达州的伊尔汗·奥马尔(Ilhan Omar)和密歇根州的拉希达·特莱布(RashidaTlaib)赢得选举,成为美国历史上首批穆斯林国会女议员;新墨西哥州的德布·哈尔兰(Deb Haaland)和堪萨斯州的莎赖斯·戴维茨(ShariceDavids)成为美国历史上首批印第安人国会女议员;民主党人贾里德·波利斯(Jared Polis)还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公开的同性恋州长。借助认同政治,民主党进行了“反特朗普”的选民动员,推动了“蓝色浪潮”。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民主党选民的投票人数为5,170万,远高于2014年中期选举时的3,540万,其中在蒙大拿、西弗吉尼亚、艾奥瓦等13个州的投票率还高于2016年总统大选期间的投票率。[3]

    (二)左翼民粹主义仍是民主党内重要的政治力量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民主党内主张全民医保、大学教育免费、缩小贫富差距、向富豪加税、逐步给予非法移民公民权的呼声高涨。他们主张延续罗斯福新政的精神,对美国进行“进步主义改造”。2016年大选期间,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代表民主党左翼的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展现出巨大的政治能量,对民主党建制派希拉里构成挑战。特朗普执政后,在年轻人中有很大影响的左翼民粹主义力量继续发展。受特朗普严打非法移民的刺激,桑德斯的支持群体甚至喊出了废除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和海关及边境保卫局(CBP)的口号。此次中期选举期间,年仅29岁的“政治素人”、桑德斯的政治追随者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在纽约州第十四国会选区的民主党初选中,意外击败了众议院民主党党团主席约瑟夫·克劳利,获得了民主党提名。科尔特斯在竞选资金和党内高层支持等方面远逊于对手的情况下获得提名,对民主党建制派产生强烈冲击。最终,科尔特斯还击败共和党对手,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当选国会女议员。除本选区的年轻人外,科尔特斯还得到了美国最大的社会主义者组织——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 (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 DSA)的支持。[1]大量不满特朗普的年轻人加入该组织,使会员数量从2017 年末的3.2万人增加到2018年9月的5万人,会员平均年龄仅 33 岁。在年轻人的推动下,民主党内的左翼民粹力量生机勃勃,不容小觑。

    (三)共和党的“特朗普化”在继续

    如果说左翼民粹是美国政治的潜流,特朗普代表的右翼民粹仍是美国政治的主流。特朗普的性格及其政策所引发的极大争议,对两党来说都是“催票利器”。美国媒体评论称,特朗普“虽然不在选票上”,但他“煽动了支持者和反对者的热情”。根据美联社投票前公布的民调,2/3的选民在投票时以特朗普作为做出选择的重要因素。[2]

    受选举政治的推动,共和党的“特朗普化”没有减弱,反而继续发酵。特朗普竞选活动营造的“特朗普运动”及其在支持者中激发的热情,对冲了民主党、全国性媒体和“不要特朗普”的共和党人的声势。美国经济的亮丽表现、特朗普助选活动对地方媒体的巨大影响、特朗普在移民问题上的强硬立场等,均有效地动员了共和党的选民基本盘。可以说,特朗普不仅在重塑共和党基层选民的主导理念,还推动共和党中不断涌现出一些在理念上支持、在风格上效仿他的政治人物。[1]特朗普在为共和党助选期间,一共认可了22位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他们大多数都赢得了初选。在共和党候选人击败民主党在任参议员的印第安纳、北达科塔、密苏里和佛罗里达这四个州,“特朗普效应”尤为明显。2016年大选中,特朗普在这些州中以绝对优势击败希拉里。此次选举中,特朗普得以推动大批居住在乡村的共和党选民投票,成为上述诸州“由蓝变红”的重要因素。在特朗普支持率很高的西弗吉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曼钦连任,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曼钦相对温和的政治立场和跨党投票的实践。曼钦在参议院表决特朗普支持的卡瓦诺时“叛党”投下支持票,显然是顾忌该州支持特朗普的民意。如果说民主党人在选举期间抓住特朗普的极端言论和废除“奥巴马医改法”的政策,成功地调动了民主党的基层选民,那么特朗普同样激发了共和党选民的投票热情。此次选举共和党选民投票人数达4,740万,远高于2014年中期选举时的3,980万。从这个角度观察,应该说共和党从2010年和2014年刮起的“红色浪潮”并未消退,特朗普总统仍是影响共和党的首要政治力量。

    (四)部分城郊居民从共和党倒向民主党,使民主党扩大了在城郊的影响力

    在美国的政治地理上,除了传统的红州和蓝州外,最明显的就是民主党在城市的高支持率和共和党在乡村的主导地位。城市中心被称为“蓝区”,乡村地带被称为“红区”,城乡交接的城市郊区为“紫区”。城郊的居民以富有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居民群体为主,他们通常是政治上的摇摆群体,受选举影响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做选择。在一些竞争激烈的国会选区,富有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人约3,600多万,其中至少30%有大学学历,家庭收入中位数在6万美元以上,有的则为10万美元。[1]此次中期选举,这一群体更多地支持了民主党候选人。在原先红蓝势力交错的丹佛、堪萨斯城、明尼苏达波利斯及其周边,民主党获得了胜利,甚至在以前由共和党把控的休斯顿、达拉斯、俄克拉荷马城、里士满等地,民主党也取得了一定的胜利。这种胜利为民主党夺回众议院控制权发挥了重要作用,使更多的“紫区”变成“蓝区”。美国媒体认为,城郊居民,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选民对特朗普在一些问题上的极端言论表示不满,是推动这种转变的重要因素。[2]

 

三、对美国政治和社会的影响

 

    中期选举后的新一届国会,民主党将控制众议院多数,从而造成“国会分裂”和“府会分裂”。考虑到美国政治斗争的尖锐性和社会矛盾的复杂性,这种分裂可能会加剧美国的政治斗争,并使社会裂痕难以弥合。

    (一)特朗普的总统权力将受到更多掣肘

    特朗普执政20多个月,民主党内要求对其发起弹劾的声音从未间断。中期选举前,民主党亿万富翁汤姆·斯泰尔发起“需要弹劾”项目,已征集到600万名支持者签名,也有部分议员试图提出弹劾议案。不过,在共和党控制两院的情况下,民主党领袖并不支持弹劾,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和前副总统拜登均认为,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发起弹劾,反而对民主党不利。民主党赢得众议院选举后会否发起弹劾,取决于特别检查官对特朗普的调查进展、民主党对弹劾政治效果的评估等因素。目前看,民主党缺乏支持弹劾的确凿证据。穆勒的调查导致特朗普前竞选经理马纳福特及其助手盖茨获刑,但没有发现特朗普与俄罗斯勾结的确凿证据。特朗普的私人律师科恩承认税务和银行贷款欺诈以及违反竞选财务法,经特朗普授意向两名艳星支付“封口费”,但穆勒曾表示将遵守在任总统不被起诉的法律指导,不会对特朗普提起刑事诉讼。《纽约时报》披露的特朗普家族涉及4.5亿美元的逃税行为,即使属实也因法律时效问题难以对其构成重大法律风险。更重要的是,由于共和党继续控制参议院,可能否决众议院民主党人发起的弹劾议案,成功弹劾特朗普的可能性并不高。

    即使未来没有弹劾,民主党也必将加大对特朗普的监督力度。佩洛西在民主党翻盘后即表示将“发挥国会对总统的制衡作用”。未来,民主党议员将出任众议院议长、司法委员会主席、情报委员会主席、政府监督和改革委员会主席等领导层,可能继续深挖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及从政前的不端行为,调查其开除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期间是否存在“干预司法”的问题,从政治上打击特朗普。实际上,对特朗普行使总统权力的一些做法,包括赦免亚利桑那州前警长阿尔帕、取消前中情局长布伦南的安全许可、要求穆勒公开调查俄罗斯干预选举的涉密信息等,民主党和部分共和党议员早就有一定共识,感到有必要约束总统的权力。[1]

    (二)特朗普总统的执政议程将受到更多干扰

    2018年,为避免政治斗争彻底失控导致国会僵局和双输,两党在重大立法上有一定合作。两党推动《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于9月份在国会两院高票通过,成为近40年来首个没有以继续决议案形式通过的国防授权法,体现了较高的立法效率。2018年初,两党围绕为美墨边境墙拨款和“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计划”(DACA)激烈斗争,导致政府短暂关门。为避免闹剧重演,两党议员于9月联手推动了部分政府预算案,使政府可以运转至12月7日。众议院议长瑞安称,这是自2007年以来美国国会第一次及时将政府预算案送到总统面前。

    中期选举后,出于2020年大选的考虑,民主党必然会给特朗普和共和党制造更多的障碍,最简单的方式是从众议院层面竭力阻挠对手的执政议程。特朗普表示,在为企业和个人大幅减税后,将重点对中产阶级减税;承诺继续推动在美墨边境建墙,继续在打击非法移民上坚持“零容忍”政策等,这些政策立法很可能受到民主党的阻击。此外,两党围绕“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计划”的未来,围绕调整“家属移民”和绿卡抽签制度的前景都将展开激烈较量。民主党的阻挠还可能集中在预算领域,不排除出现新的关门危机。

    (三)美国社会的分裂可能更加严重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就进入新的社会运动高发期。“茶党”运动、“占领华尔街”运动、反对警察对非洲裔滥用暴力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此起彼伏。2016年大选以来,“我也是”运动兴起,而“黑人的命也是命”等运动已从激烈的、大规模的群众抗议活动转化为网络运动。[1]该运动与要求控枪、反对枪支暴力的“我们的命都重要”运动相互激荡,影响着美国政府关于枪支、执法等政策的辩论方向。特朗普加大对非法移民的拘押和遣返力度,尤其是引发巨大争议的“骨肉分离”政策,也刺激了左翼团体愤而反击。与此同时,右翼的社会运动和社会思潮仍在发酵,“联合右翼”等白人至上组织、排外团体制造的仇恨犯罪案件处在高发期。随着美国经济的持续好转,美国的阶级矛盾似乎有所缓解,但政治斗争对社会的反噬作用在增强。民主党对“认同政治”的强调,特朗普对共和党基本盘选民的煽动,使美国社会的不同群体更愿意和志同道合的“同类”打交道,包容性和开放度下降,对抗性增强。未来,能够预见到更激烈的政治斗争,并很难使这一态势出现逆转,美国社会的裂痕可能加深,强调互助和团结的社会资本也将加速流失。

 

    【收稿日期:2018-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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