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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大”还是“平衡”:韩国的对外战略传统及其当下效应——葛汉文 林佳萱
  

    朝鲜半岛一向是东北亚地缘政治竞争的主战场,半岛历史上曾先后存在的、基本涵盖半岛部分或全部的各政权(如统一新罗、高丽王朝、朝鲜王朝、大韩帝国以及当下的朝鲜和韩国)也时常在东北亚,甚至整个东亚国际政治秩序演变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上述政权在作为一个独立权势不断得到巩固的同时,亦曾面临若干次来自半岛外部、直接关乎国家存亡的大冲击、大挑战。在这个过程中,不同时期的半岛政治精英采取包括臣服、平衡、抑制、抗击等在内的多种策略或策略组合,在维护国家生存的同时,发展出具有鲜明特色的对外战略传统。进入21世纪后,随着半岛局势复杂性、联动性的深入发展,梳理发掘这一长期主导韩国对外战略的思维模式和精神传统,分析把握其影响及当下效应,无疑对正确分析当前韩国对外政策走向、进而有效预测东北亚战略格局演进具有重要意义。

 

一、“事大”:以臣服换自主

    朝鲜半岛位处东亚大陆与西太平洋的连接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如同东欧是西欧与俄罗斯之间的缓冲地带一样,朝鲜半岛一向是大陆国家与海洋国家争夺的桥头堡”,[1]长久充当着大陆亚洲与海洋亚洲的缓冲区。韩国战后重要领导人、军事独裁者朴正熙指出,“每当中国一个强大的朝代兴起的时候,它的势力就蔓延到朝鲜半岛。……对于金、蒙古和清来说,向南侵入半岛是自然的。虽然他们的主要目的不是统治小小的朝鲜,而是入侵中国大陆,然而朝鲜总是首当其冲。出于同样原因,俄国人企图统治朝鲜的主要目的是想把朝鲜作为桥梁来征服整个东北亚。日本一有扩张机会也要侵略朝鲜,……最终目的也是统治满洲和大陆中国”。

    尽管在诸多战略大家看来,朝鲜半岛极具地缘政治价值,但由于半岛自身在面积、资源、人口等权势潜力方面存在的诸多天然不足,使其难以成为庞大权势力量的孵育器,相反却长时间处于大国(至少是地区性强国)权势力量的重重包围甚至威胁当中。即使是在半岛基本一统、国力有所提升的部分历史时段(如公元10世纪后半叶、11世纪初的高丽王朝与14世纪初的朝鲜王朝),半岛历史上出现的最强权势虽可在内部纷争中胜出,治权得以覆盖整个半岛,但一旦卷入与周边其他强权(如契丹、蒙元、后金以及日本)的武装冲突中,则基本无法占据上风,大多几无抵御,甚至有灭国亡族之虞。这一点,从1231—1270年间的蒙元入侵、1592年和1597年的日本入侵(“壬辰倭乱”和“丁酉再乱”)、1627年和1636年的后金入侵(“丁卯胡乱”和“丙子胡乱”)、1894年日本入侵直到1898年的“日韩合并”,可以得到一再的印证。面对这一异常严酷、异常艰险的周边环境及其对半岛民族生存发展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后世的韩国政治-文化精英不禁哀叹: “我们民族的历史一直是一部苦难史,是一部国内贫困化和内外交困的历史,……是一部外国入侵的历史”。[1]

    在强权环伺的国际政治背景下,为谋求自身安全和生存,韩国对外战略当中最重要的传统之一就是“事大”。这种战略承认半岛政权与周边强国在权势力量对比上存在无法弥补的悬殊差距,主张对地区最强国家采取一种总体上的臣服和合作态势,以宣布臣服、朝贡、岁贡、遣质、协同出兵等方式,大体满足强国在政治、财政甚至军事方面的要求,取得强国对其维持自治自主态势的容忍。一般认为,“事大”作为半岛历史各政权对外战略的基轴,开始于公元14世纪朝鲜王朝太祖李成桂执政时期。[2]但从该战略的设计意图和总体效果来看,“事大”战略实际上于1273年高丽王朝被迫成为蒙元藩属国之时便已在实际上得到实施,而李氏朝鲜建立后,更将“事大主义”作为处置与中国明朝关系的战略基轴,在其后长达400年的时间里,基本与中国维持着这种相对友好但并非平等的双边关系。特别是在16世纪末明神宗援助朝鲜击退日本的侵略后,“事大”战略更是取得了现实和道义上的有力支撑。[1]朝鲜也因此成为中国主导的东亚朝贡体系中最重要的成员。

    “事大”战略的逻辑前提在于承认半岛政权与周边强权现实存在的极为悬殊、且无法弥补的实力差距。1388年当高丽王朝谋划北攻明朝新设置的铁岭卫时,大将李成桂便意识到高丽与中国明朝在实力上存在的严重失衡,主张半岛政权不可“以小逆大”,而应“以小事大”,明确反对对中国动用武力。[2]朝鲜王朝太宗李芳远同样认识到半岛政权与中国在实力上的巨大差距:“吾东方土塉民贫,境连上国”,因此“诚宜尽心事大,以保一区”,否则“诚若小亏,衅必生矣,可不畏哉”。[3]1636年“丙子胡乱”后,朝鲜在被迫向清称臣的诏书中极为典型地论述了这种战略选择的现实主义原因:“小邦以海外弱国,与中土绝远,唯强且大者是臣是服,丽朝之于辽、金、元是也。”[4]

    除现实主义国际政治考虑外,这种以屈从换取自主与生存的战略,依然附带其他诸多显著利益,如经济(有利可图的朝贡贸易)、政治(希望凭借其正统性受大国承认,进而压制国内的反对势力)、安全(避免成为大国攻击的目标,甚至希望与邻国发生纠纷乃至军事入侵时,能够得到大国的军事援助)等。但总的来看,半岛政权对周边强国采取“事大”战略和臣服立场以免受其入侵、维持自身的生存乃是这种战略的根本目标。韩国学者承认,在“事大”战略筹划实施的三大基本考虑当中,确保国家安全显然占据更为重要的位置,即“通过与地区霸权国家之间的政治联合确保国家安全和自主空间”。[1]

    应当指出的是,与其他战略类型相比,“事大”战略仍有其独特之处,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对意识形态因素的看重。从历史上看,如果半岛政权与周边强权存在意识形态上的亲近感和归属感(如朝鲜王朝时期半岛政治-知识精英对于中华文化的全面认同),则半岛政权奉行这种战略的意图则愈发牢固,效果也愈发明显。例如,在16世纪的朝鲜王朝,半岛的知识分子群体已将这一战略“用春秋大义名分加以合理化,认为这是天理,形成了‘中华事大’的观念”。而朝鲜积极参与中华秩序的目的,“也不再仅仅出于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考虑,而是深化为谋求与中国同质化,乃至建立一个仅次于中原大中华的‘小中华’”。[2]

    而一旦意识形态认同感缺失,这种丧失了精神支柱的战略在活力和效果方面就开始面临诸多问题,其之所以能够延续则仅仅依靠对事大国远高于己的国家实力的现实承认而已。例如,高丽王朝在成为蒙元属国、以及朝鲜王朝在成为后金以及后来清朝的藩属后,由于认为己方与事大国之间已经不存在意识形态的认同感,因此在不得不采取现实主义立场延续“事大”战略的同时,在精神层面上反而对事大对象国保持一种疏离甚至蔑视的态度。[3]然而应当承认的是,意识形态因素对于“事大”战略的影响经常是脆弱和有限的:在重大生存危机面前,半岛政权仍可以背弃意识形态立场而向现实威胁屈服。例如,面对后金两次、尤其是第二次的决定性进攻,朝鲜很快就背弃了与明朝的藩属关系,向后金求和,通过更用清朝年号、遣质、朝贡等方式,更替臣服、“事大”的对象。

 

二、平衡:夹缝中求生存

    除“事大”战略外,韩国另一大安全战略传统就是“平衡”。“平衡”战略通过利用、引发、甚至主动激化其周边诸强间潜在或现实的矛盾,以小谋大,力图在诸强之间发挥关键的“平衡者”作用,使诸强达成权势的平衡和相互的制约,以求自保。韩前总统朴正熙就指出了奉行平衡战略以求自保图强的可能性:“尽管朝鲜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一个遭受苦难的地方,国际形势使它成为了外国强权的战场”,但“朝鲜并非必然和不可避免地成为外国侵略的牺牲品,……如果能够驾驭局势,它可以成为对抗三大势力(中、日、俄)的堡垒”。[1]

    半岛政权奉行平衡战略同样有久远的历史。公元11世纪,当高丽王朝面对契丹(辽)强大的军事压力时,高丽一方面在组织武力抵抗后向契丹妥协臣服,另一方面又与宋保持联系,以求对契丹有所牵制,并注意利用北方边境契丹、渤海、女真间的复杂关系及上述势力的消长兴替以图牟利。[2]而半岛政权奉行平衡战略最为典型的案例,主要发生于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至“日韩合并”这一极为短暂的历史时期内。在此期间,取消中国宗主权、法理上取得独立的朝鲜为对抗日本几乎公开的侵略野心,开始谋求主动引入美、英、法、德等其他强国势力、尤其是俄国,以求外部势力在半岛达成一种大致的平衡,防止日本势力的独大,确保国家的生存。基于此目的,自1890—1904年间,朝鲜开始有意识地将铁路铺设、矿产采掘、海关管理、沿海捕鱼等一系列权利出让给美、俄、英、法、德等国,以求制约日本在半岛的主导性影响。特别是以1896年高宗李熙秘密出宫逃入俄国公使馆为标志,在俄国支持下,朝鲜亲俄内阁得以成立,政府部门内的日本顾问和日本军事教官被尽行遣散,朝鲜于1897年宣布成立“大韩帝国”,平衡战略似乎已经非常接近于成功。[1]

    就理论而言,一个国家奉行平衡战略取得成功有赖于同时满足两大条件:一是平衡者必须有能力阻止其平衡的两个或多个对象单独妥协、尤其是以牺牲己方利益为代价的妥协;二是在其平衡的对象之间爆发直接武装冲突、己方被迫公开选择立场的情况下,己方具有足够实力能够给予较弱一方以实质性的、足以决定结局的援助。而这两大条件,19世纪末的大韩帝国一个也无法实现:由于实力羸弱,它既无法阻止俄、日两国以损害自己利益条件下的相互妥协,又在俄、日两国武力决战的情况下被迫宣布“中立”,寄希望于采取观望的立场以换取战胜国的怜悯。[2]其结局则是在日俄战争爆发后韩国迅速遭日本的军事占领、进而成为后者的保护国并最终完全丧失独立,平衡战略宣告完全失败。

    公允而论,无论是历史上的高丽王朝还是19世纪末期的大韩帝国,半岛政权奉行平衡战略难度极大。由于身处大陆亚洲与海洋亚洲之间的战略通道,一向被两个甚至数个彼此敌对的强国所包围,半岛所存在的独立政权,实际上几无可能在周边强国(其中很多甚至是洲际规模的大国,如蒙古、明帝国、清帝国、俄罗斯帝国)于东北亚的地缘政治竞争中取得主动地位。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与国际关系史上成功的权势平衡者(如18世纪的英国)不同,半岛政权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孱弱的实力,根本无法站在一个相对超脱的地位,寻求与权势较弱者建立同盟从而防止强国独大局面的出现。简单地说,它本身就是周边强国扩张的首要目标和大国较量的主战场,犹如十七世纪三十年战争时处于法国、瑞典、荷兰、英国、俄国重重包围之下的德意志。而打破这一战略困局的唯一方法,唯有效仿1871年后的德国,努力使自身成为地区地缘政治竞争中的主要角色之一。然而,半岛的地狭民贫加之现代化步伐的严重迟滞,使其权势规模没有成长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意志第二帝国水平的可能。因此,19世纪末半岛政权实行的这种平衡战略,所引发的最好后果也仅是使自己成为大国竞争中的有份量筹码,而其失败则直接导致了半岛在历史上第一次完全丧失了独立自主地位。

 

三、“事大”战略的延续及其调整

    二战结束、美苏对朝鲜半岛的军事进驻以及冷战的出现,使半岛的政治格局发生革命性变化:半岛第一次并且也较长时期地分裂成为相互对立的两个部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大韩民国。[1]冷战期间,朝韩两国长期敌对,实力各有所长但总体相当,分别从属于不同的政治和军事联盟,受不同的外部强权(美国和苏联)支配:美国依靠对朝鲜半岛南部的军事占领,以确保日本——这个所谓的“远东民主的防波堤”的安全,并阻止共产主义势力进入西太平洋[2];苏联同样将保住朝鲜这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前哨基地视为必不可少,因为其可以“保卫苏联通向南满和黄海的通道”。[1]受到这两大超级强国政策态度的直接影响,朝鲜半岛成为远东地区的冷战最前线,朝韩两国的分裂、摩擦、冲突和战争也成为冷战在东北亚的主要标志。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韩国的外交政策依然是“事大”战略在当代的延续。尤其是韩国,在面对敌对的朝鲜及其背后的超级强国苏联时,在对外战略和国家安全上选择全然依赖美国以维持自身的生存。朴正熙就指出,韩国战后“被敌对的共产主义势力所包围——北韩、苏联的沿海省份西伯利亚、大陆中国”,因此“不可能单独地抵抗来自各方面的侵略威胁”,“只要这种威胁继续存在,我们就必须发展同美国的永久性联系来维护自由和独立”。[2]在这种战略指引下,尤其是在被朝鲜战争加剧的紧张局势的持续影响下,冷战时期韩国对外战略的基轴就是确保外来的、主要是来自美国的军事、外交和物资援助。[3]同历史上半岛政权所奉行的“事大”战略相类似,韩国不仅在政治和军事上努力与美国维持一种完全依附的关系(如主动要求美军在韩国长期驻军、韩军队指挥权置于美韩联军司令部的掌控之下),甚至通过在其他地区全力支持美国的军事行动,以求换取美对其安全的承诺。例如,越南战争期间,韩国主动要求派军参战。自1965—1973年间,韩国派遣军是除美军之外最大规模的外国参战部队。[4]

    除国家安全外,战后韩国对美国的“事大”战略还可以确保韩国获取其他战略利益,最为显著的当属持续获得美国的经济援助。尽管自艾森豪威尔时期到肯尼迪执政时期,美国对韩援助政策不时发生调整,但美国将援助韩国经济发展确立为一项长期政策的,而大额美元的持续注入,直接助力于韩国经济的起飞。[1]而对上世纪60年代韩国经济实现所谓的“汉江奇迹”助益最大的,当属韩国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并在其中赢得巨大红利。尤其是自从上世纪60年代朴正熙政府实行“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后,加之受到越南战争对韩国制成品工业的刺激,韩国经济开始得到长足发展。从1962—1976年,韩国先后实行了3个经济开发五年计划,每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7.8%、10.5%和11.2%,其中个别年份甚至增长更快,韩国也得以一跃进入新型工业化国家之列。[2]

    与历史大多数时期相似,战后韩国对美国的“事大”战略同样具有其意识形态支柱,只是这种支柱从早先的“中华文明归属感”转换成了所谓的“民主、自由”。尽管朴正熙以“威胁全民族利益的自由将不能够被容忍”为名,长期实行实质上的专制统治,但他依然将自己的军事政变及随后的独裁称作是“从社会混乱的无秩序状态中拯救了自由”,并声称韩国所奉行的就是“现代自由民主制度”。而在韩国政治精英看来,对韩国国家生存构成最大威胁的不仅仅是朝鲜及其他社会主义盟国的武装力量,而是后者敌对的意识形态或者是所谓的“国际共产主义阴谋”,韩国必须“在军事和政治上同自由世界结盟”,唯此才是“保证韩国人民的自由、独立和最后的统一”的根本途径。[3]通过这种方式,韩国得以与西方世界的冷战意识形态相合拍,不仅在政治和军事上,甚至也在精神层面上被纳入到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当中去。

    然而到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时,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韩国的战略安全环境逐步好转,其结盟政策在延续性方面也发生了较为突出的转变。[1]而这个调整则使得韩美两国维持半个多世纪之久的联盟关系开始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紧张。尤其是在卢武铉任总统时期,尽管韩国依然强调韩美同盟的重要性,宣称要“继续以韩美同盟为外交轴心”,但开始更多地强调韩国在对外战略方面的自主性,并且“努力使(韩美)同盟关系趋于平等”。[2]以此为指引,韩国虽依然注重韩美双边关系,并在财政、军事上支持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但另一方面,则在避免刺激朝鲜的考虑下,反对美国在东亚地区部署反导系统,并对美国将驻韩美军的军事使命延伸至朝鲜半岛之外持明显的保留态度。

    与此同时,韩国积极着手在东北亚地区推行所谓的“平衡”外交,特别是发展与周边的中、日、俄等国的关系,以期推动形成地区国际关系的平衡。尤其是在韩国综合国力(特别是经济实力以及值得一提的军事实力)位居全球前10位的情况下,从卢泰愚、金大中、金泳三执政时期,韩国就开始以建设“中等强国”为目标,力争使韩国“成为美、中、日、俄四大强国中间的平衡杠杆”。[3]至卢武铉执政时期,更是明确地提出了韩国要在“维护东北亚地区和平与繁荣”方面发挥“平衡者”作用,主张将务实的“均衡”理念体现在韩国的对外战略当中,以期使韩国在地区事务层面以更有影响力的“中等国家”形象出现。

    冷战结束后韩国对外战略调整的动因,在于苏联阵营的解体及朝鲜威胁的逐步下降。苏联的解体使得朝鲜得到大笔外来援助的可能性锐减,加之朝鲜经济形势恶化,导致其在冷战结束之初就被很多国际评论家视为已处于经济和社会崩溃的边缘,对韩国的现实威胁不断下降。与此同时,中国的快速发展、中韩两国经贸关系的不断深入以及中国在半岛事务上不断增强的影响力,均为韩国借助中国平衡其向美国一边倒的同盟关系、更好地维护韩国的利益、最终实现国家统一创造了更为现实的可能。而中韩国之间的历史和文化联系也使其发展同中国关系时,较之美国拥有更为广阔的空间。[1]因此,有不少乐观的韩国学者对于韩国在东亚地区的权势均衡以及美、中、俄、日等国的相互博弈当中发挥独立的、且更为显著的作用,进而争取国家战略利益的尽快实现充满了期待。

 

四、当前韩国对外战略中的问题与应对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随着朝鲜半岛局势和地区安全形势的剧烈变动,韩国处于调整中的对外战略开始遭遇重大挑战。其结果则导致韩国几乎中止了自冷战结束以来对于“事大”战略的调整及对“平衡”战略的追求,重新将巩固韩美同盟政策作为当前乃至未来一段时间内对外战略的基轴。

    这种战略调整受到重大挫败的原因,主要来自于朝鲜核导进程的快速发展及其对韩国安全威胁的急剧上升。尽管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朝鲜已经习惯于对外宣称拥有或即将拥有核打击能力作为国家对外战略的一种手段,以求同美国、日本和韩国讨价还价,以换取经济好处。[1]但是2011年金正恩执政后,早先朝鲜以研发核武器要挟外部世界的战略明显开始转向现实拥有核打击能力以确保国家生存,“拥核”已经成为朝鲜实现追求的国家战略目标。近年来,朝鲜日益频繁的核试验和运载工具发射实验,尤其加重了作为朝鲜头号打击对象的韩国的严重不安全感。

    在此情况下,韩国不少政治-知识精英失望地发现,尽管韩国自身早已是一个不可小觑的权势力量,但其实力同周边的中、美、俄、日相比仍远远不及;在缺乏顶级大国力量支持的情况下,韩国所谓的自主外交、平衡战略往往只是一纸空谈,既缺少足够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同时也无法根本解决韩国日趋严重的现实军事威胁,更勿论实现主导半岛政局走向、实现民族统一等宏大目标。出于这种考虑,在2010年“延坪岛炮击事件”后,李明博主政时期的韩国从同盟战略向平衡战略方向发展的趋势便开始减弱,开始将韩美同盟提升到全面战略同盟的新高度,并在韩美军事联演、引进反导系统等方面与中国明显疏离。[2]特别是在朴槿惠的总统任期内,韩国一改早先政策,不顾中俄等国的强烈反对,坚持引进美国“萨德”反导系统。以此为重大标志,韩国开始重新将政治上依随美国、经济上依附美国、安全上依赖美国作为应对战略安全环境恶化的主要途径。但韩国单方面追求安全、严重忽视中俄等国战略关切的结果,却是在客观上导致半岛局势更为复杂动荡。

    尽管如此,韩国通过平衡战略追求自主、追求强大的对外战略依然具有深厚的思想基础。朴正熙早就指出,虽然“我们的地缘政治位置要求我们对大国保持和平的外交政策,我们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愿望来纠正这种依附性的对外关系”,但是“将来我们必须清除奴性和依附的习惯,建立起一个独立外交的传统”。[1]而冷战结束以来,韩国历届政府所提出的“中等国家”定位、对充当“东北亚均衡者”的热衷,亦充分表明:韩国在传统安全威胁相对缓解的局面下,完全可能在极为复杂的亚太大国的战略博弈中采取更加务实化的态度,其对美同盟战略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甚至为平衡战略所取代的可能性,依然不能完全排除。

    在长达2,000余年的历史中,半岛政权的对外战略便一直存在两个层次的考虑。其中,相对较低的政策目标是确保安全,确保自主,争取主宰自己的命运的能力。为更好地在大国竞争的现实背景下维持自身的生存与自主,在实力相对孱弱时,精明地比较其与周边强国、以及周边诸强国之间的权势对比,采取抵御、平衡、妥协、臣服等各种方式,都是可以被半岛历史上的各政权所接受的。第二个同时也是较高层次的政策目标则是争取强大。如时机相对有利,向外投射文化、政治乃至军事方面的影响(鲜少凭借自身、大多仰仗其依附国之力),进而发挥地区级的影响,在半岛历史上亦非孤例。然而应当承认的是,上述两个层次战略目标的达成,或者说,半岛是否可以确保自主乃至有所强大,至少从历史视角考察,其成功的关键并不在半岛政权自身,相反全部位于半岛地域之外。

    在历史进入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这一事实依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关键依旧掌握在半岛之外的强国手中。主导半岛安全形势走向的,不是朝鲜或韩国的自身政策,而是其周边大国的竞争和博弈。这些在全球权势对比当中处于顶尖的国家,不仅在综合实力上远远超过朝韩两国,而且均处于半岛周边。而最关键的是,这些大国在半岛事务上的利益诉求不尽相同,有时甚至是截然相悖、相互冲突的。这就是这就是半岛问题长期难以解决的根源所在。

    值得关注的是,当前半岛局势又出现大变数:韩国新任总统文在寅不顾中俄等国反对,延续甚至加速朴槿惠政权在韩部署美制“萨德”反导系统(THAAD)政策;朝鲜继续大力推进弹道导弹和核武器研制进度,并于2017年9月3日第六次试爆核武器,爆炸当量之大为2006年以来所仅见;美国频繁在半岛周边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演训,对朝鲜战略威慑强度空前加大。美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宣称,美国“将以烈火与暴怒应对朝鲜的威胁”,暗示军事打击朝鲜的可能性。[1]半岛大规模武装冲突有一触即发之势。

    当前,朝鲜半岛局势又来到一个极其严峻的、同时也应当是极具历史意义的关键性时间节点。必须承认的是,同半岛历史发展极其类似,当下韩国对外战略和安全战略选择依然困难,回旋空间亦非常有限。然而,处于安全焦虑当中的韩国必须认识到:在半岛复杂性、矛盾性、联动性不断上升的今天,单纯地依赖“事大”或者“平衡”战略,显然已经无法应对如此错综难解的国际政治现实。相反,采取一种较为灵活的方式,凭借多样化的战略手段,依靠现有国际机制体制安排,多方沟通协调半岛利益攸关各方政策立场,应当是韩国当前乃至未来一个较长时期对外战略当中需要格外关注的关键问题。而这种战略路径,可能才是确保自身利益关注得以实现,从而维持自身乃至整个半岛区域安全的真正解决之道。

【收稿日期:2017-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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