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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引领全球化再平衡进程——竺彩华
  

一、全球化再平衡的由来

 

    20世纪80年代初,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分别在美英当选总统和首相,由此拉开了主张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义序幕。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美英又利用经济援助、贷款附加条件,并借助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向全球输出“华盛顿共识”,使全球化逐渐成为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这场以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以及贸易投资自由化为主要特征的美式全球化的结果,就是加剧了世界经济结构性失衡、收入分配极度不平衡以及由此引发的反全球化运动的高涨。这就是“全球化再平衡”的由来。

    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等事件,既是当前反全球化运动的结果,也是反全球化运动出现新变化的重要标志。较之于以往的反全球化运动而言,当前反全球化运动呈现出一系列新变化。[1]

    一是反全球化运动的力量发生了变化。以往,反全球化运动的力量既有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也有土著人、社会主义者、性别平等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还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各类工会、民间社团、和平组织、环保组织及人权组织等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组织。然而,当前反全球化运动的力量增加了过去曾经是竭力推动全球化运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且,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倾向于实行贸易、投资保护主义,人员、商品、资本自由流动的壁垒愈发明显。同时,在发达国家,除了原有的底层民众反全球化以外,越来越多失落的中产阶级因生活条件和环境的恶化也加入其中。

    二是反全球化运动的对象发生了变化。以往反全球化运动主要指向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跨国公司,以及作为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甚至是直接指向美国。以至于全球范围内的反对美国霸权主义成为以往反全球化运动的重要目标指向,反全球化就是反资本主义。然而,当前却是美、英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现有的全球化体系(如TPP、TTIP、NAFTA、欧盟等)给他们自身利益的满足所带来的障碍和威胁表示不满,它们把反全球化的矛头指向了崛起中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如美国把矛头对准了中国。

    三是反全球化运动的内容发生了变化。以往,反全球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是针对发达国家在政治、经济、环保等领域对发展中国家的非正义性政策和行为。当前,反全球化运动在内容上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反对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搭”西方资本的“便车”,反对跨国资本逃离造成发达国家的产业空心化和工人失业;反对移民、难民潮,以及由此滋生的恐怖主义给西方基督教文化传统带来的冲击;在全球环境问题上,西方发达国家不愿意承担大国责任。

    四是反全球化运动已成为当前国际秩序的新特征。以往反全球化以游行、集会、抗议、示威为主要手段,由于是小国、穷国,以及弱势与受害群体对全球化黑暗面的一种微弱抗争,所以成效甚微。当前,反全球化已经上升为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意志之一,表现为美国、英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政府为主导来反对全球化,使得现有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未来趋势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

    全球化再平衡的任务就是要纠正传统全球化进程中的失衡问题,使全球化作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惠及更多国家。

    那么,失衡是以反全球化力量为主导的逆全球化进程来进行纠正呢,还是以一种新型演进的全球化方式来纠正?人类已经进入经济高度依赖的全球化时代,各国重新回到闭关锁国已无可能,因为这样只会给各国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毁灭性打击,谁都承担不起全球化彻底倒转带来的代价。现在全球40%的GDP、25%的全球经济增长都依赖于商品、服务和资本的跨境流动,像数据服务这样知识密集型的跨境流[1]的年交易额已经达到13万亿美元,约为全部跨境流的一半,并且还在继续迅猛增长。[1]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想人为切断各国经济的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产业流、人员流,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2]因此,全球化不会彻底倒退,但应进行纠偏和修正。

    那么,新型全球化需要纠正过去全球化的哪些“偏”,该往什么方向去,能往什么方向去?反思以往全球化带来的严重分化效应,其源头就是不断推进的技术革命和代表少数人利益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由科技革命推进的世界经济已经实现了高度全球化,由此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很多共同的全球性问题,如世界性经济结构调整、国际性金融危机、气候环保、网络安全、技术革命对就业市场的冲击等等,所有这些问题已不再是单个国家就可以应对的问题。与此同时,世界政治却朝着被少数人控制的自由化方向在发展。日趋自由化的国内政治和高度全球化的各国经济的结合,就是当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本质,即“1%的群体所有、所治、所享”。而这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就导致了对资本所有者和创新者极其有利、而对劳动者极其不利的局面出现。

    全球化再平衡就是要以创新方式对全球化进行重新管理,打造一个更加包容、均衡、普惠和可持续的世界经济体系,使市场力量在追求全球效率的同时能够兼顾全球公平,使西方主导的部分人的全球化变成真正共享的全球化,其中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使技术创新和全球化这两种相互强化的市场效应带来的红利在劳动者和资本家之间进行分享。这需要智慧。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提供了这样一种智慧,为全球化再平衡提供了思路,将对世界经济运行、经济利益格局和全球治理格局带来积极的平衡作用。

 

二、“一带一路”对世界经济运行再平衡的作用

 

    “一带一路”建设将从基础设施联通、国际产能合作两个层面推进世界经济运行实现再平衡。

    (一)基础设施联通效应

    长期以来,基础设施滞后和经济发展落后之间的恶性循环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同挑战,也是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留下的巨大发展赤字。尽管人类社会已经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但是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和地区尚未完整体验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作为人类发展的基本所需,电力断供制约了很多国家的经济增长;不发达的交通运输网络限制了人员、货物、服务在城市内部以及城乡之间的流动;全球仍有一半以上的人口无法接入互联网,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其中南亚地区每100人中只有约20人可以用上互联网,而高收入国家的这一比例是80人,这就是所谓的“数字鸿沟”。[1]

    基础设施滞后已成为很多落后国家发展的桎梏,是它们被历次工业革命和全球化远远甩在后面的重要原因。据亚洲开发银行最新估计,为保持经济增长动力、消除贫困和应对气候变化,亚洲在2016—2030的15年间,至少需要26万亿美元(或每年约1.7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2]在2016—2020年期间,亚洲18个低收入和低中收入国家每年的基础设施需求与实际投资之间的缺口约为2,440亿美元,占其GDP的4.7%,其中南亚8国每年缺口为1,600亿美元,印度就占了1,120亿美元;中国作为高中收入国家,也仍然每年有680亿美元的缺口,占GDP的0.5%。[1]

    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引领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正在将割裂的全球化带入到一个互联互通的全新时代。过去,中国有“火车一响黄金万两”的说法,改革开放又有“要致富,先修路;要快富,修高速;要闪富,通网路”的脱贫致富经验。一方面,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将直接带来世界经济的更好增长。传统全球化中的关税减让,最多能推动世界经济增长5%,而新型全球化中的互联互通,将推动世界经济增长10%-15%。另外,按照世界银行前副行长林毅夫教授估算,发展中国家每增加1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将增加0.7美元的进口,其中0.35美元来自发达国家。因此,全球基础设施投资将增加发达国家的出口,为其结构性改革创造空间。另一方面,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尤其体现了“一带一路”的公共产品属性及民生发展导向,有利于实现全球化的本土化,让经济回归实体产业之根本,让民众对全球化有更多的参与感、获得感和幸福感。中国推行的“基础设施+民生工程”发展思路,使得“一带一路”倡导的“经济大融合、发展大联动、成果大共享”深得人心。通过倡导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一带一路”正在治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顽疾,引导热钱流向实体经济以消除全球金融危机之源。

    (二)国际产能合作效应

    世界经济的深度结构性调整带来了新一轮全球产业转移浪潮。一方面,在全球产业发展最前沿,各主要国家都在努力拥抱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新的产业机会;另一方面,由于制造业成本在全球范围的动态变化,导致部分产业(或生产制造环节)正从成本较高国家向较低国家转移,其中既包括制造业向市场和商业环境良好的发达国家(如美国)的回流,也包括向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的转移。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新一轮全球产业调整浪潮中,过去在东亚地区出现的制造业根据各国劳动力成本变化进行梯度性转移或根据价值链进行区域性配置的现象将出现一定程度的逆转,因为无论是智能制造(smart manufacturing)还是柔性制造(flexible manufacturing),都意味着大量低端制造的工作岗位将被发达国家尤其美国升级、回流,机器人代替低技能岗位已成为发展趋势。这对很多没有真正走上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将是一个重大挑战,因为这意味着它们的廉价劳动力在承接制造业(或制造环节)转移方面将失去用武之地。未来,机器人(自动化生产)与一般技能劳动者之间的竞争将是全球性的,而不仅仅发生在劳动力成本相对较高的发达国家。可以说,新一轮全球产业大洗牌将不仅仅由第一梯队如美、日、德等国围绕高端制造业展开,也将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围绕传统制造业而展开。所不同的是,在传统制造业竞争中,发达国家将依靠自动化生产技术以及良好的营商环境,而发展中国家仍将主要依靠传统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另外,高科技引领的全球化要求加入的国家必须具备新技术、计算机及其他相关设备,用以与其他国家联系,但很多国家或地区并不具备。因此,这一轮全球产业大调整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带来的不全是发展机遇,更多的是挑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在机器人替代人工的背景下,人口红利很有可能变成人口噩梦。

    中国积极推动的国际产能合作为这些国家抓住最后机会承接适应本国优势的产业转移提供了良机。一方面,中国在互联网时代的高新技术发展已经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如美国有谷歌,中国有百度、腾讯;美国有亚马逊,中国有阿里巴巴;美国有思科,中国有华为、中兴;美国有GPS,中国有“北斗”;此外,中国还有“蛟龙”号潜水器、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天河”号超级计算机等等。可以说,在过去的历次工业革命中,这一次是中国首次与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因此完全有能力为发展中国家弥补“数字鸿沟”做出自己的贡献。另一方面,中国推动的国际产能合作同战后以来发达工业化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低端产能有着本质区别。发达工业化国家为了进行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曾把大量的纺织、制鞋、玩具等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低端制造业转向发展中国家,同时也将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或加工制造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自己却保留了对技术研发和高端制造业的掌控。发达国家从这种不平衡的国际分工体系中获得了高额利润。中国倡导的国际产能合作建立在平等、互利、共赢基础上,是根据合作双方内在发展需要进行的经济技术合作,主要以中国具有优势的先进装备制造业为主,如核电、铁路、通信、智能电网等。这与发达国家只把低端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做法是截然不同的,因为装备制造业是少有的对资本、技术与人力需求都很旺盛的行业,也是各国参与高科技引领的全球化所必需具备的基础产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快工业化进程至关重要。另外,由于成本因素推动的产业转移也有利于过去在全球化进程中被边缘化的国家充分利用劳动力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改变沿线国家一直以来仅是作为世界贸易发展的过道而沦为经济凹陷地区的局面。因此,深化国际产能合作,既能发挥中国企业的竞争优势,有利于带动中国装备、技术、标准、服务走出去,实现国内产业结构升级;也能为“一带一路”国家的发展带来实惠,尤其对其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据商务部统计,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大幅下滑的背景下,2016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145亿美元(仅比2015年的148.2亿美元略有下降);中国企业已经在沿线20多个国家建立了56个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超过185亿美元,为东道国增加了近11亿美元的税收和18万个就业岗位。[1]

 

三、“一带一路”对国际利益格局再平衡的作用

 

    “一带一路”建设对经济利益格局再平衡的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即改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程中政府与市场、中心和外围、海权和陆权之间在力量和利益分配上的不平衡。

    (一)有效平衡政府和市场的作用

    一个市场经济要顺利运作,需要把政府和市场、自由放任和政府干预结合起来。但是,每项元素占多大比例取决于每个国家的偏好、国际地位以及发展的历史阶段。这就导致了不同国家对贸易、投资和资金流动有着不同的利益需求以及由此形成的各种经济制度。这种制度性差异就是经济全球化要解决的交易成本,也是全球化的最致命弱点,即“政府是每个国家的政府,市场却是全球性的”。在现有国际政治背景下,经济全球化要顺利运转离不开各国的主权保障,但同时更离不开政府之间的合作来降低全球化的交易成本。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程中,被少数上层群体掌控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上极力倡导国家主权“过时论”,要求发展中国家取消对经济的干预和管制,极大地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独立自主;在国内则不断创造“市场神话论”,努力使人们相信放松管制能带来好生活,市场力量造成的不平等可以通过“涓滴经济学”(trickle-down economics)得到改善,而事实却是中低层群体收入的持续下降。

    “一带一路”建设的“五通”之首就是政策沟通,这就决定了“一带一路”是在尊重彼此主权、尊严、领土完整,尊重彼此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基础上要建设的一条和平之路、繁荣之路,而不是利用强权、霸权来助推市场力量的掠夺之路、衰败之路。中国始终强调,“一带一路”建设不是要各国另起炉灶、推倒重来,而是实现彼此的战略对接、优势互补。为此,中国同有关国家协调了相关政策,包括俄罗斯提出的欧亚经济联盟、东盟的互联互通总体规划、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土耳其的“中间走廊”、蒙古的“发展之路”、越南的“两廊一圈”、英国的“英格兰北方经济中心”、波兰的“琥珀之路”等。[1]在政策沟通的基础上,让企业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主体进行市场化运作,这样既能有效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又能让企业在市场中发挥主体的能动性和积极性,实现通过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带来的效率提升。以国际产能合作为例,虽然产能合作主体是企业,但政府的推动和参与将有助于降低政治和监管方面的不确定性,以确保国际产能合作的绿色与可持续发展,同时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的较高的制度性风险。另外,要实现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基础设施联通,没有政府的推动基本上也是不可能的,这也正是传统全球化的弊端所在。而“一带一路”建设的最初实践就是源于开发性金融合作。在中国倡导下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其高标准、高效率的国际治理模式有效地发挥了开发性金融的作用,解决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经济发育不良与基础设施严重短缺的双重困境。开发性金融不同于商业性和政策性金融之处,就在于它不只是金融活动,还是一个制度建设的过程。“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的市场经济制度不健全,通过开发性金融服务的推广,可以帮助这些国家进行制度建设,提高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水平。

    (二)进一步打破西方主导的“中心—外围”式利益格局

    现代国际体系是一个继承性霸权体系,在这一体系下,主要西方强国,包括衰落的霸主和失败的挑战者,一直居于体系的中心并形成了一个国际统治集团。虽然历经多次霸权衰落和争霸战争,但都没有导致西方集体权力的坍塌,西方霸权的群体性优势始终压倒性地主宰着东方世界。[1]维系这一体系的基础就是以资本积累为动力的世界经济体系不断向外围渗透和扩张,直到囊括所有前(非)资本主义地区,在把后者强行纳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之后,国际体系就形成了“中心—半边缘—边缘”(即“中心—外围”的不对称权力结构:工业化的中心区域、部分工业化的半边缘区域和不发达的边缘区域,这是一种全球范围内发展的等级化,反映了西方国家的特殊利益和支配性权力)。西欧和北美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是这个体系中占据优势地位的中心区;而广大亚非拉地区则是这一体系的边缘或半边缘区域。中心区域利用边缘区域提供的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生产加工制品向边缘区域销售牟利,并控制世界体系中的金融和贸易市场的运转。边缘区域除了向中心区域提供原材料、初级产品和廉价劳动力,还提供销售市场。半边缘区域介于两者之间:对中心区域部分地充当边缘区域角色;对边缘区域部分地充当中心区域角色。这一体系的运行机制及内部的交换方式是不平等的,总剩余的一部分从边缘或外围地区向中心转移。[1]

    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新科技革命带来的新产业和新分工以及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进一步发展等多种因素的共同推动,世界经济体系的利益构造开始从“中心—边缘”结构向“板块与网络并存”结构转型,[2]经济的板块化和生产的网络化带来了利益的多元化结构。随着欧盟、北美和东亚三大经济板块和其他一些较小经济板块的出现和发展,各板块的内部经济活动开始活跃,甚至超过了与板块外国家的经济联系,形成了所谓“地区共同体”。[3]西约姆·布朗认为,将来替代霸权体系的国际体系是以多头政治(poliarchy)为特征的——“在许多共同体共存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就没有同盟与对手的明确划分,而且也不再有发挥中心控制作用的集团和力量存在”。[4]弗雷德里克·皮尔逊和西蒙·巴亚斯里安也认为,地区共同体的出现进一步支持了单一霸权将不再能够管理全球政治经济的主张,并推动世界朝着不再由单一霸权行为体为主导的多元世界方向发展。[1]如此,原有体系的“中心-外围”格局正在逐渐被打破,“一带一路”建设将加速这一进程。

    “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而连接这两大经济圈的中间地带却是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经济洼地,其中主要包括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北非等地区。目前,亚洲地区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支柱和增长中心,“一带一路”建设的稳步推进将进一步强化亚洲经济网络板块及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工业化发展的“一带一路”将对塑造亚欧经贸大格局产生深刻影响。一方面,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合作将成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继贸易和投资合作之后更高层次的国际合作亮点,它可以直接带动所在地区经济增长,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为老百姓带来实惠;另一方面,通过推进区域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基础市场的形成,有利于帮助在传统全球化进程中被边缘化的国家实现工业化和多元化发展,最终促进包括信息流、货物流、资金流、技术流和人才流等在内的高效、畅通、有机的互联互通,从根本上缩小各国经济发展差距,纠正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形成全新的国际经贸合作新格局。事实上,亚洲区域经济融合程度已经比较高了,根据亚洲开发银行报告,2015年亚洲区内贸易比重已经高达57.1%,远高于北美的25%,仅略低于欧盟的63%。[2]

    在亚洲进一步融合的基础上,“一带一路”建设将拓展亚欧合作的陆路通道,进一步扩大亚欧经贸往来。可以预见,伴随互联互通建设的进一步推进,亚洲和欧洲的经济联系将愈加紧密,未来的世界经贸格局很有可能迎来新的亚欧时代。除了由欧美发达国家构成的大西洋贸易轴心和由美洲、东亚等国构成的太平洋贸易轴心外,世界将出现全新的亚欧贸易轴心。[1]而且“一带一路”的中心将不局限于中国与欧洲,而是以“互联互通”为中心,联通的国家或地区均可能成为中心。不同的“中心”有不同的资源禀赋、文化特性、发展模式,关键是如何保障不同的“中心”在参与国际互动的过程中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保持其独特中心位置的基础上争取在其他领域获得更好的发展。在此过程中“一带一路”不是要抹平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在诸多领域的差异,而是提供一种机制或平台,使各国、各地区有机会在自身选择的发展道路上取得突破。[2]

    (三)克服海权和陆权国家之间的不平衡

    传统全球化由海而起,因海而生。沿海地区、海洋国家因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兴盛而先发展起来,陆上国家、内地国家则因缺乏低成本的贸易和投资通道而被远远甩在后面,导致陆权与海权国家之间巨大的贫富差距。“一带一路”鼓励中国向西开放,带动西部开发以及中亚、蒙古等内陆国家的开发开放,在国际社会推行全球化的包容性发展理念;同时,中国主动向西推广中国优质产能和比较优势产业,将使沿途、沿岸国家首先获益,改变历史上中亚等丝绸之路沿途地带只是作为东西方贸易、文化交流的过道而成为发展“洼地”的面貌。这就避免了西方人所开创的全球化造成贫富差距、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结果。

    陆权与海权思维的本质都是控制与索取,这与“一带一路”的愿景背道而驰。一个国家无法改变其地理位置,但互联互通给了各国打破地理宿命论的工具。[1] “一带一路”建设本身就是不同地理属性的国家之间的和平合作,它谋求的是陆地与沿海国家之间形成彼此交织、互联互通、和平合作、共同发展的网状开放体系,而非“一带”与“一路”的两线分割。这既可保障内陆国家有出海口并与全球海洋国家和平合作的地缘空间,也可满足海洋国家进入欧亚大陆开展和平合作的愿望。因此,“一带一路”建设将帮助参与国彻底摆脱因“陆权论”、“海权论”而引起的地缘安全困境,它与陆权、海权理论无关,是超越了控制思想的全球化发展新思维,是一种“海陆和合”[2]全新理念。

 

四、“一带一路”对全球治理格局再平衡的作用

 

    当前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可以称之为一个没有全球政府的全球治理体系。[3]全球性治理在绝大多数国家是行不通的,因为不同社会的喜好、情况和能力都大不相同,很难确立全球标准来实现全球性治理。由于没有全球政府,全球经济治理的经济学意义就是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而能提供“全球治理”这样体积庞大的公共物品的国家并不多。金德尔伯格认为,这样的国家必须“具备霸权国家的所有属性”。[4]小国则缺少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动力,因为小国贡献太小,对于自己能否受益影响甚微,所以“搭便车”对它们而言更为合理。

    二战结束后,美国凭借其在世界经济中的霸权地位向世界人民提供了全球经济治理这一国际公共产品。在美国主导下,包括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即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的国际多边治理体系得以成立,分别治理全球的贸易、金融以及发展事务。同时,由于经济实力具有相对性,法德经济在世界范围没有绝对影响力,但在欧洲具有绝对主导地位,因此法德主导的欧洲区域合作又开创了区域治理体系的先河,也为后来的各种区域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学习模板。上世纪70年代,伴随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经济实力的提升,全球治理的决策体系呈现出小范围的民主化,即出现了G7/8。G7/8在维护发达国家的利益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在客观上推动了全球化背景下的大国协作和全球治理机制的创新。但直到G20出现以前,全球治理的决策体系始终是由发达国家主导,且三大国际经济组织作为执行机构也一直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

    发达国家主导治理的全球化在本质上是以发展中国家的代价来确保其储存不均衡的利益份额。发达国家一方面坚持要求发展中国家取消它们对工业产品的补贴,努力消除贸易障碍,另一方面却要保持自己所设立的障碍,使发展中国家难以与其竞争,由此剥夺了发展中国家极为需要的出口收入。乌拉圭协议的结果就是世界上某些最贫穷的国家实际上更加贫困了。

    随着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整体崛起,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给全球治理格局带来了变革的压力,全球经济治理日趋碎片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促成了G20从部长级会议向首脑峰会升级。11个新兴经济体的参与,使得G20成为现行全球治理框架中最有效率、比G7/8更具合法性的决策机制。这一决策机制的成立,推动了全球治理框架中最重要的两大执行机构——IMF和WB的改革,使得反映各方话语权的份额更多地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发展中国家也开始为解决自身问题而逐步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新的治理机制,如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建立清迈倡议多边化机制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机制等等。与此同时,多边贸易体系也更多让位于区域性、诸边或双边贸易治理。

    这反映了美国经济霸权的衰退,及其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驾驭能力弱化的现实。在这一背景下,国际社会除了担心“修昔底德陷阱”,又开始担心“金德尔伯格陷阱”。[1]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法国的欧洲新闻网刊文指出,特朗普在制定对华政策的时候,应该当心有前车之鉴的陷阱和难题——其一是“修昔底德陷阱”,即如果守成大国(如美国)视崛起中大国(如中国)为威胁,那么战争将不可避免;其二就是“金德尔伯格难题”,即中国在国际上不是展示强大,而是示弱。

    当前,在美国全球化战略进入休整期,TPP偃旗息鼓,欧洲一体化陷入困境的背景下,曾经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两大轮子出现停摆状态。全球经济治理的旧模式受到各方质疑,新模式尚在探寻过程,经济全球化处于新旧模式过渡阶段。“一带一路”倡议正是中国从自身发展经验和人类发展大势出发所提出的新型全球化模式。它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基本原则,以运输通道为纽带,以互联互通为基础,以多元化合作机制为平台,以打造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充分体现了可持续的新型全球化所必须具备的包容、普惠和均衡的特征。首先,在这一模式中,没有霸权国家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于它国,而是完全在尊重各国主权基础上的互利共赢的合作新模式。其次,“一带一路”是对区域合作模式的创新,构建的是一种“共商、共建、共享”的“共治格局”,而不是传统区域经济合作中所追求的、以各种规则谈判为基础的深度一体化谈判为基础的深度一体化。第三,“一带一路”开创了新的治理规则和治理机制。中国发起成立的亚投行就是南北发展合作模式的巨大创新。在学习现有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的治理和运营经验的基础上,亚投行积极探索新的治理和运营模式。如不设立常驻执行董事会,在明确董事会和管理部门职责基础上,借助邮件、电话和视频会议等,提高了机构的工作效率;又如,实行开放的全球采购政策,保证了项目建设的低成本。正是这些创新性治理和运营模式,再加上开放、包容、绿色等理念,使得亚投行不仅克服了目前很多国际金融机构存在的人员臃肿和效率低下的问题,更使得其在运营一年之后又迎来了更多新成员的加入。截至2017年6月16日,亚投行成员国已经从其成立时的57个迅速增加到80个,目前仍有很多国家正在申请加入。第四,“一带一路”将推动当前全球化从“部分全球化”转向“包容性全球化”,从“自由贸易引领的全球化”转向“互联互通引领的全球化”,最终实现从“分化式的全球化”向“命运共同体式的全球化”迈进的目标。如果说,美国给世界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是安全的话,那么中国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就是互联互通。以“五通”为主要内容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是中国作为地区大国向世界提供的力所能及的公共产品,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彰显了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是对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是中国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的新理念和新动力,也是中国用自身方案和行动对所谓“金德尔伯格陷阱”的最佳回应。

【收稿日期:2017-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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