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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国内对“萨德”入韩的认知与立场——吕春燕 徐万胜
  

    “萨德”全称为“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THAAD),是美国导弹防御局和美国陆军隶下的陆基战区反导系统。早在2013年6月,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在高盛集团内部演讲时,就主张在韩国部署导弹防御系统。这是“萨德”入韩问题的缘起。[1]

    关于“萨德”是否入韩,朴槿惠政府历经了一个由“战略模糊”到“战略清晰”的决策过程。2016年7月8日,朴槿惠政府正式对外宣布,决定在驻韩美军基地部署“萨德”。对此,韩国政党及社会各界均表现出了各自的认知与立场。这不仅深刻揭示了韩国国内在“萨德”入韩问题上的分裂与对立,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萨德”入韩必将破坏地区战略平衡的消极影响。

 

一、“萨德”入韩与韩国政府的战略抉择

 

    自“萨德”入韩问题产生以来,直至2015年底,朴槿惠政府秉持着一种“战略模糊”的政策立场,往往以“避实就虚”的答问方式来消极应对外界的关切,以求避免与中国等周边国家间的矛盾激化。

    2015年2月11日,韩国国防部长官韩民求出席国会国防委员会全体会议时,就美国考虑在韩国部署“萨德”一事表示,“出于战略性考虑,韩国国防部在此问题上保持模棱两可的态度很有必要”。[2]同年3月11日,韩国总统府发言人闵庚旭在记者会上就美国是否在韩国部署“萨德”问题表示,朴槿惠政府一贯秉持“3No”(No Request,No Consultation,No Decision)的应对态度,即:由于美国未向韩国政府提出任何请求,因此韩美之间没有就此展开磋商,韩国政府也没有做出任何决定。[3]

    在这一阶段,朴槿惠政府始终否认韩美之间围绕“萨德”入韩问题展开磋商。例如,2015年2月25日,韩国国防部长官韩民求表示,美国政府没有提出部署请求,韩美双方未就此问题进行过协商,韩国也没有引进“萨德”系统的计划。[1]同年3月17日,韩国外交部长官尹炳世表示,韩美两国尚未就“萨德”进行正式磋商,“萨德”问题目前只停留在理论层面。[2] 2015年10月30日,韩国国防部长官韩民求又表示,韩美两国政府从未通过正式或非正式途径就在韩国部署“萨德”事宜进行过讨论。[3]

    另一方面,在2015年上半年,韩美之间有关安全保障议题的磋商密集且活跃:3月27日,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议长崔润喜与到访的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丁·登普西举行了会谈,双方就应对朝鲜核与导弹威胁的“一体化防空反导体系”(IAMD,integrated air and missile defense)进行了磋商;4月10日,韩国防部长官韩民求与到访的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在首尔举行了会谈;4月14—15日,韩美双方在华盛顿举行了“第七次韩美联合国防协商机制(KIDD)高级别会议”。这一系列磋商是否谈及“萨德”入韩问题,对于外界而言便显得扑朔迷离。2015年4月22日,韩国外交部第一次官(副部长)赵太庸出席国会外交统一委员会全体会议,就“萨德”入韩一事表示,韩国和美国未对此进行磋商。然而,在此前的4月16日,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萨缪尔·洛克利尔出席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我们”正在商讨有关在韩国暂时部署“萨德”事宜。赵太庸则表示,萨缪尔·洛克利尔在陈述中使用的“我们”一词是指“美国内部”。[4]

    但是,朴槿惠政府对韩美有关“萨德”磋商的否认态度,与美方透露出来的相关信息是存有差异的。例如,2015年2月10日,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约翰·柯比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韩美双方都认识到在韩国部署“萨德”的重要性,正在同韩方继续磋商。随后,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杰夫·普尔也表示,“目前韩美两国政府正在就相关问题进行非正式磋商,但正式磋商尚未开始”;“美方已经结束了在韩国的可行性调查,否认韩美间的相关非正式磋商有悖于事实”。[1] 2015年10月29日,美国“萨德”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副总裁迈克·托洛茨基(Mike Trotsky)表示,韩美两国政府正在以正式和非正式两种途径就在韩国部署“萨德”进行初步讨论,是否取得进展尚不得而知。[2]这些信息表明,韩美两国围绕着“萨德”入韩问题的“水面下”磋商是存在的。

    此外,朴槿惠政府虽然否认韩美有关“萨德”进行磋商,却始终未否认“萨德”入韩的可能前景。2015年3月17日,韩国国防部发言人金珉奭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韩方的立场是,驻韩美军考虑部署‘萨德’是针对渐增的朝鲜核与导弹威胁采取的应对措施和遏制手段。如果美国政府就部署“萨德”事宜向韩方提出协商请求,韩方会在考虑军事效果、国家安全利益等因素后,自主作出决定”。[3]同年5月,韩国总统府发言人闵庚旭表示,美国还没有就在韩部署“萨德”问题向韩方正式表明立场,若美方提出相关请求,韩国会综合考虑军事效率、对国家安全利益的影响等,自主判断和决定。[4]

    进入2016年,在朝鲜于1月6日进行了第四次核试验的背景下,朴槿惠政府在“萨德”入韩问题上的表态转变为“积极肯定”,并迅速决定“萨德”入韩。2016年1月13日发表“对国民谈话”后,韩国总统朴槿惠在新年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从国家安全和利益出发,将考虑有关引进“萨德”的事宜。1月25日,韩国国防部长官韩民求表示,从军事角度来看,有必要研究在韩国部署“萨德”事宜。此番话可以视为,以单纯军事观点为前提,韩民求对于在韩国部署“萨德”表明了肯定立场。[1] 2016年2月7日,韩国国防部宣布正式着手讨论在韩国部署“萨德”事宜。同年3月4日,韩美两国负责协商驻韩美军部署“萨德”事宜的联合工作组成立,由此全面启动有关“萨德”部署日程、地点、费用等相关问题的正式磋商。2016年7月8日,韩美两国对外宣布,从韩美同盟层面出发,决定在驻韩美军基地部署“萨德”。

    在决定“萨德”入韩的同时,朴槿惠政府还进一步强调,该决定是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事项,且不针对除朝鲜以外的任何第三国。例如,2016年7月11日,韩国国防部长官韩民求强调,部署“萨德”是出于保护国家安全和国民生存免受朝鲜核导威胁的考虑,应由韩国决定,而不应受周边国家反应或抗议所左右。[2]同日,韩国总统朴槿惠又表示,在韩国部署“萨德”不针对除朝鲜以外的任何第三国,不损害也没有理由损害第三国的安全利益。韩美决定在韩部署“萨德”后,朴槿惠再次表示,“萨德不针对第三国”尚属首次。[3] 2016年12月9日,韩国总统朴槿惠因“闺蜜干政”事件遭弹劾后,国务总理黄教安代行总统职权。尽管政局动荡,但代总统黄教安仍表现出落实“萨德”入韩决策的意志。

    2017年2月3日,韩国国防部长官韩民求与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举行会谈,就按计划于年内部署和启动“萨德”达成共识。2月28日,韩国国防部表示,已经与乐天集团签署了有关确保部署“萨德”用地的易地协议,国防部将努力缩短部署耗时,尽快完成部署。2017年3月6日,搭载2台“萨德”发射架和部分装备的C-17运输机抵达韩国,随后发射架和装备也被运往驻韩美军某基地,“萨德”相关兵力和其余装备也将陆续抵达韩国。

    通过上述梳理可以发现,“萨德”入韩,尽管是朴槿惠政府在2016年上半年相对较短的时间内作出的决定,但这却是一个存续多年、“思考”良久的政策议题,是朴槿惠政府综合考虑朝鲜半岛局势与亚太大国关系的战略抉择。

    相对朴槿惠政府而言,2017年5月10日当选的韩国新任总统文在寅,曾在大选时数次承诺要重新审议“萨德”入韩的决策过程。但执政伊始,韩国总统府高层却表示,目前尚未到谈论重新部署“萨德”的地步,韩方还不宜就“萨德”置评,现在需要努力让有关国家理解韩方立场。[1]因此,文在寅政府正在暂缓对“萨德”问题预置立场,乃至可能采取“战略模糊”态度,在综合考虑韩美和中韩关系的基础上,立足韩国国家利益,经过慎重审议再做决定。

 

二、“萨德”入韩与韩国政党的意见不一

 

    关于“萨德”入韩问题,在韩国主要政党之间始终意见不一,使得原本就进行朝野抗争的政党政治更趋复杂化。

    在韩国政界主张“萨德”入韩的呼声,最早来自韩国执政党新国家党的国会质询。2014年11月3日,在面向全国直播的国会质询政府会议中,新国家党议员刘承旼强烈主张尽早引入“萨德”,并由此推动了韩国朝野政党正式展开有关“萨德”入韩的政策论争。同年12月16日,韩国朝野政党领袖在国会分别会见新任美国驻韩大使李柏特,就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2015年2月2日,韩国执政党新国家党在韩国国会举行议员大会,刘承旼当选为新国家党国会代表。3月5日,美国驻韩大使李柏特遭遇袭击。这不仅导致韩国国内反对“萨德”入韩的左派政党势力影响力下降,也使得刘承旼强烈主张的“尽早引入‘萨德’”言论迅速发展为公论,新国家党由此将赞成部署“萨德”定为党论。同时,新国家党督促政府在“萨德”入韩问题上放弃模棱两可的态度,并大力营造公开讨论该问题的氛围。

    与执政党不同,韩国各在野党基于相互抗衡乃至夺权斗争的现实需求,在“萨德”入韩问题上均与政府及执政党拉开距离,大多采取暧昧或反对的立场。其中,2014年12月,韩国最大在野党“新政治民主联合”非常对策委员会委员长文喜相在会见美国驻韩大使李柏特时表示,虽然不反对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但这或令中国、俄罗斯等邻国感到紧张。[1] 2015年12月28日,“新政治民主联合”召开最高委员会会议和党务委员会会议,决定将党名更改为“共同民主党”。此后,关于“萨德”入韩问题,共同民主党采取了“不定党论的‘战略模糊’”立场。在该党内部,以党首金钟仁为代表的领导层采取了“如果是有实利的部署就不反对”的态度,但部分所属国会议员则指出,“萨德”入韩决策过程存在问题,与领导层意见相悖。[2]韩国第二大在野党国民之党反对部署“萨德”,国民之党所属国会议员安哲秀提议,由国民投票表决是否部署“萨德”;韩国第三大在野党正义党也反对部署“萨德”,所属国会议员金钟大主张部署必须经过国会批准。[1]

    进入2016年,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的党势发展进一步扩张,其有关“萨德”入韩的政策主张也面临新调整。4月14日,韩国第20届国会议员选举结果揭晓,执政的新国家党未能获得300个议席中半数以上的席位,在野的共同民主党则一跃成为国会第一大党。这是16年来,韩国国会首次出现“朝小野大”局面。随后,针对朴政府的“萨德”入韩决定,2016年7月13日,共同民主党前党首文在寅称:“应该重新研究部署萨德决定……要付诸公论。”[2] 2016年8月28日,共同民主党举行第二届全国议员大会,选举秋美爱为新任党首。与前党首金钟仁在“萨德”入韩问题上态度暧昧、相对中立不同,秋美爱一直强烈反对“萨德”入韩。她在当选党首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将把反对“萨德”确立为党的统一方针,不应让中美两国在韩半岛发生冲突。[3]在国会运营上,共同民主党还联合其他在野党共同反对在韩部署“萨德”。

    2016年的朝鲜核导动向,是制约韩国各在野党有关“萨德”入韩政策立场的重要外因。2016年7月19日凌晨,朝鲜发射了射程覆盖韩全境的弹道导弹。该举动遭到韩国朝野政党的一致谴责,但各党派就“萨德”入韩问题表现出的态度有所不同:执政党新国家党以朝鲜不断挑衅为由,进一步强调有必要在韩国部署“萨德”;在野的共同民主党和国民之党则避谈“萨德”问题或持否定态度。2016年9月9日,朝鲜又实施了史上最大规模的第五次核试验,一度迫使韩国在野党在“萨德”入韩问题上的立场有所“软化”。9月20日,根据韩国多家媒体报道,共同民主党党首秋美爱表示将充分研究部署“萨德”问题,把反对“萨德”列入“党论”没有最终时间表,而此前她曾坚称要把反对“萨德”写入“党论”;国民之党前党首安哲秀则称,“若中国拒绝对朝制裁,作为自卫性措施,在韩部署‘萨德’便有了正当的理由”,而此前其亦曾主导将反对“萨德”写入“党论”。[1]

    除了与政府及执政党相互抗衡之外,围绕着因“萨德”入韩而趋紧的中韩关系现状,共同民主党还积极展开对华沟通交流,以增强该党的存在感并试图缓和中韩关系。2016年8月及2017年1月,共同民主党相继有6名议员与8名议员组团访问中国,与中方探讨了“萨德”入韩相关问题,力图为改善处于困境的中韩关系发挥作用。

    进入2017年,“萨德”入韩问题正日益成为韩国总统选举的风向标。为了迎接总统选战,2017年1月23日,此前因抗议总统“闺蜜干政”而退出新国家党的“反朴槿惠派”议员,宣布组建新的保守党派“正党”。1月26日,一贯强烈主张“萨德”入韩的韩国正党议员刘承旼正式宣布参加总统竞选。稍后,2月8日,韩国执政党新国家党召开议员大会,决定更改党名为“自由韩国党”。此举意在与朴槿惠政府“拉开距离”,以摆脱“闺蜜干政”事件的负面影响。

    关于韩美两国加速在韩部署“萨德”进程,执政党自由韩国党和右翼在野党正党均认为,理应如期部署“萨德”,在大选前完成“萨德”部署能减轻下届政府的负担。相反,主流在野党派共同民主党和国民之党则表示强烈反对,认为此举有“违宪”之虞,要求代总统黄教安搁置争议,将“萨德”入韩事宜移交至下届政府处理,指出这不是该由被国民弹劾的政府强行推进的事宜。[2]在大选中,针对2017年4月26日驻韩国美军火线部署“萨德”核心组件一事,韩国五大总统候选人意见不一:正义党的沈相奵称,不论“萨德”部署进程走出多远,下届政府都必须使其退回原点重新决策;共同民主党的文在寅对罔顾民意与程序的做法感到强烈遗憾,认为此举完全不给新政府决策留余地,极不妥当;国民之党的安哲秀表示应依据韩美协议部署“萨德”,但略去必需的环境影响评估存在的问题;自由韩国党的洪准杓则表示“萨德”是当前最合适的防御武器,不宜就反对或搁置部署进行不必要的争论;正党的刘承旼也表示,在选前部署“萨德”可避免舆论分裂,实在是好事一桩。[1]

    伴随着文在寅政府的成立,2017年5月12日,共同民主党“萨德”对策特别委员会表示,将推动国会就在朝鲜半岛部署“萨德”系统一事召开听证会,“就‘萨德’部署程序上的合法性、‘萨德’费用分担是否有秘密协议等问题进行调查”,“以国防部为代表的行政部门应该立刻停止非法部署‘萨德’”。[2]

    由此可见,“萨德”问题正在演变为韩国左翼与右翼政党势力之间的一个政策对立轴,并与权力斗争交织在一起。

 

三、“萨德”入韩与韩国社会的舆论分裂

 

    在韩国国内,支持部署“萨德”的利益集团和群体,主要是军方(含军队、军工产业联合体等)、前执政党新国家党的支持阶层、担心安全问题的老年人、重视韩美同盟的群体。反对部署“萨德”的利益集团和群体,主要是“萨德”选址地星州郡郡民、星州郡所在的部分庆尚北道居民、大部分在野党的支持阶层、为经济考虑的年轻人、与中国有贸易关系的经济领域人士,以及从韩国综合利益考虑的知识精英。在“萨德”入韩问题开始出现之际,韩国全国经济人联合会最先表示反对。[3]

    舆论调查显示,韩国社会在“萨德”入韩问题的不同进展阶段,始终存有较大程度的认知分歧,整个社会因此而撕裂。

    在韩国政府尚对“萨德”入韩不置可否的“战略模糊”阶段,2015年2月,据韩国《中央日报》的调查结果,受访者中有55%表示,“部署‘萨德’是为了应对北韩的威胁,所以赞成”;有32.6%的受访者表示,“考虑到与持反对立场的中国和俄罗斯的外交关系,所以反对”。[1]一年之后,在韩国政府决定着手讨论在韩国部署“萨德”事宜之际,2016年2月,韩国舆论调查机构(Real Meter)的调查结果显示,赞成者比例为49.4%,反对者比例为42.3%。[2]在韩美两国正式决定在驻韩美军基地部署“萨德”之际,2016年8月,根据韩国民调机构盖洛普韩国(Gallup Korea)的调查结果,56%的人对在韩部署“萨德”表示赞成,31%的人表示反对。[3]在韩政府加速部署“萨德”的2017年上半年,韩国社会分歧依旧。2017年2月4日,韩国《韩民族新闻》的民调显示,有37.5%的受访者认为,“决定部署‘萨德’是个错误,应该交由下届政府重新研究”;51.9%的受访者认为,“应该继续维持部署决定”。[4] 2017年4月,根据韩国《文化日报》与首尔大学联合实施的民调结果,赞成“应该继续部署‘萨德’”者的比例为57.8%,反对者为42.2%。[5]

    当然,无论赞成或是反对“萨德”入韩,韩国社会民众都是基于自身利益需求作出的判断,必然持有各种各样的理由。2016年8月23日,韩国峨山政策研究院发布的一份民调显示,53.6%的韩国民众赞成部署“萨德”,36.3%表示反对。赞成的理由依次是:“认为需要应对朝鲜核与导弹威胁”(69.9%)、“加强韩美同盟很重要”(12.9%)、“信赖政府决定”(7.8%);反对的理由依次是:“政府的决定不可信”(42.4%)、“担忧韩中关系降温”(19.3%)、“存在安全隐患”(16.3%)、“朝鲜用导弹攻击的可能性很低”(13.4%)。[1]整体上看,韩国国内持赞成论者的理由在于:(1)尊重韩美协议(美国全额负担“萨德”部署和运营费用);(2)弥补“爱国者”的不足,应对EMP(电磁脉冲);(3)电磁波和噪音问题纯属夸张;(4)担心若撤回部署决定,美军有可能撤出半岛;(5)军事主权论;(6)中国部署俄罗斯版“萨德”;(7)中国对日本部署“萨德”保持沉默。持反对论者的理由在于:(1)部署“萨德”将是导致半岛发生战争的导火索;(2)不平等的《韩美相互防卫条约》;(3)费用问题(存在费用转嫁的可能性);(4)“萨德”性能的局限性;(5)国民健康问题;(6)韩中外交矛盾问题。[2]

    以上述民调舆论分裂为背景,韩国社会中的反“萨德”大众运动,对政府决策过程亦产生了一定影响,并迫使政府调整了“萨德”入韩的选址地。

    2016年7月13日,韩国政府公布的“萨德”最初部署地点为位于庆尚北道星州郡的星山炮兵部队。该决定遭到了星州郡居民的强烈反对,当地持续举行反对部署“萨德”的示威集会。7月15日,韩国国务总理黄教安前往星州郡,试图安抚当地民众。然而,愤怒的民众向他扔鸡蛋和塑料水瓶,围堵了6个多小时。在当地民众的压力之下,后经反复磋商与评估,2016年11月18日,韩国政府又将“萨德”部署地点更改为乐天集团位于星州郡草田面(乡)的星州高尔夫球场。2017年2月28日,来自星州郡、金泉市的居民以及多个公民团体的成员在韩国国防部大楼前抗议,反对乐天集团与国防部签署易地协议,强烈谴责国防部为了美日利益而牺牲本国主权和利益。

    除了民调结果及大众运动之外,韩国社会有关“萨德”入韩的舆论分裂,还体现在韩国部分精英阶层对于中韩关系发展前景的忧虑。2016年2月,韩国亚洲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所长金兴圭表示,中国认为美军在韩部署“萨德”不是单纯地构筑导弹拦截系统,而是韩美日三国构建地区同盟的一种行动,因此今后韩中关系将遭遇不小的“阵痛”。[1]同年7月8日,韩国前统一部长官丁世铉在接受访谈时指出:“马上会遭到中国的经济报复”,“以朝鲜为借口,事实上是针对中俄”,“解决方案由美国掌控,让中国解决一说是错误的”,“本可以在亚洲充当‘准盟主’一角,却拱手送给日本”,“美国提高对韩日的武器出口,经济上获得巨大利益”。[2]韩国安保人权专家郑旭植在其所著《“萨德”的一切》一书中指出:“只有对话才能解决朝核问题,‘萨德’无法守护和平,引入‘萨德’只能加剧朝核问题。‘萨德’是‘特洛伊木马’,对于应对朝核危机属无用之物且雪上加霜,对于韩国国家利益有百害无一利。”[3]这些忧虑和担心,无疑是对朴槿惠政府“萨德”入韩决定的强烈质疑。

    事实上,对于韩国而言,趋紧的中韩关系必将对其国内经济造成打击。韩国经济对中国市场依存度极高,2015年,韩国对华出口占其总出口的26%,对华贸易获取了500多亿美元的顺差,到韩国旅游的中国游客占所有外国游客的45%。[4]因此,在朴槿惠政府正式决定部署“萨德”后,免税店、酒店、旅行社及电商等对华依赖度较高的流通行业均担忧销售业绩会受损,致使韩国社会有关中方“限韩令”的消息不断发酵。2016年12月3日,韩《中央日报》报道称,韩国决定部署“萨德”后,中国的施压力度日渐升级。不仅已敲定的地方政府间的交流、文化经济合作活动被突然叫停或延期的事例不计其数,就连包括大使金章洙在内的韩国驻华大使馆的外交活动也开始受到影响。[1] 2017年1月4日,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发布的《2016年对华出口评价与2017年展望》报告显示,2016年1月至11月,韩国对华出口贸易同比减少10.9%。[2] 2017年5月3日,韩国现代经济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指出,因部署“萨德”,2017年韩国经济预计将损失8.5万亿韩元,占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0.5%左右。[3]

    韩国社会的舆论分裂,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内各利益集团和群体基于不同立场的利弊得失权衡,并对政府的“萨德”入韩决策形成某种压力。它虽不能从根本上决定“萨德”入韩与否,但也是影响韩国政局走向的变数之一。

    总之,在“萨德”入韩的政治过程中,朴槿惠政府基于国家安全的综合考量,态度由“战略模糊”转为“战略清晰”,但朝野各政党却始终意见不一,社会舆论更是严重分裂。此种多元对立的认知与立场,不仅反映出“萨德”入韩问题的演变脉络及其复杂影响,更是增加了韩国政局走向的不确定性,进而损害到半岛局势及东北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对于新上台的文在寅政府而言,“萨德”问题则是其无法回避的政策难题。

 

【收稿日期:2017-04-06】

【修回日期:2017-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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