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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关系的历史经验及现实思考——王宜胜
  

【内容提要】 从中日两千多年的交往历史看,中国相对强大是两国关系总体稳定的基础和前提:两国的实力接近时,日本就会通过侵犯朝鲜半岛等方式,挑战以中国为核心的华夷体系,使中日关系进入矛盾多发的拐点期;日强中弱时,日本则野心膨胀,为谋取地区主导权而屡屡犯华,甚至全面侵华,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当前,中日综合实力接近,日本对华政策的挑衅性、攻击性明显增强,两国关系再次进入拐点期。中国应该依靠日本人民,并联合各种国际力量,迟滞日本右倾化步伐,平稳度过两国关系的拐点期,确保中强日弱的发展大势不被干扰。

【关键词】中日关系   历史经验   现实思考
【作者简介】 王宜胜,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亚非军事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6-6241(2017) 01-0067-13

近年来,日本加速推进政治、军事大国化步伐,在对待日本的侵略历史、处理与周边国家的领土及海洋权益争端,以及修法改宪、扩充军备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不断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日益成为影响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及地区和平稳定的风险因素。深入分析中日关系的历史,有利于我们鉴古知今,更好地运筹和把握中日关系的未来走向。

 

一、历史上中强日弱是中日关系总体稳定的基础和前提

 

从中日两千多年的交往历史看,中国的绝对强大是中日两国关系总体稳定的基础和前提:当两国的实力接近时,日本就会通过侵犯朝鲜半岛等方式,挑战以中国为核心的华夷体系,使中日关系进入矛盾多发的拐点期;当日强中弱时,日本则会野心膨胀,为谋取地区主导权而屡屡犯华,甚至全面侵华,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

(一)中强日弱阶段

中日官方交往始于公元前1世纪前后。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在朝鲜置四郡后,倭人“以岁时来献见”。《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东汉光武帝“赐以印绶”。[1]《三国志·魏书》记载,公元238年,日本邪马台女王国使者难生米一行赴魏“朝献”,魏明帝诏赐女王卑弥呼“亲魏倭王,假金印紫绶”。[2]两晋南北朝时,倭人的朝贡愈加频繁。大和国于公元5世纪初统一日本后,先后执政的“倭五王”均遣使至中国朝贡,接受南朝皇帝册封。

这一时期,中华文明高度发展,奠定了中国在东亚国际秩序中的核心地位。日本主动投靠并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既是其学习先进文化的客观需要,也是其“政权”获得统治合法性的主观诉求。

但与其他藩属国不同,处于“华夷体系”边缘的日本很早就萌生了寻求与中国对等地位的野心。据《隋书·倭国传》记载,公元607年,日本推古朝摄政圣德太子遣使小野妹子赴隋,向隋炀帝呈献的国书中竟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1]隋炀帝“览之不悦”,并在复倭王的国书中刻意写明“皇帝问倭王”,以示尊卑高下。[2]尽管如此,在小野妹子二次访隋所递交的国书中,仍以“东天皇敬白西皇帝”之语,再次表达了日本欲与中国对等交往的政治立场。公元630年,倭国派出首批遣唐使,寻求与唐通好。唐太宗李世民遣新州刺史高表仁随倭使回访,结果又发生了高对倭国以对等之礼接待上国来使不满,以致不宣国书而返的“争礼事件”。[3]后来的事例进一步表明,日本一旦国力有所发展,就寻求与中国的对等地位,甚至通过侵犯藩属国——朝鲜挑战中国的图谋就会迅速膨胀。

唐高宗在位时,日本为脱离“华夷体系”,以完全独立的身份与中国开展“对等的国交”,支持、怂恿朝鲜半岛的百济国大举进犯唐朝藩属国新罗。唐在新罗请求下出兵相救。公元663年,唐军在白江口大战倭国水军,“四战皆克,焚四百艘,海水为丹”。[4]是役后,唐朝以德报怨,对日仍采取绥抚政策。日本则从惨败中重新认识到差距,摆正了位置,但不再接受中国皇帝册封。

在唐后至明初,中日无正式官方往来。进入明代后,中日关系大起大落。先是倭寇扰边让朱元璋寝食不安;再是1393年足利义满建立室町幕府后,时隔9个世纪,日本再次接受中国皇帝册封。中日又开启了持续一个半世纪的“勘合贸易”。[5]之后,倭患再起,“终明之世,通倭之禁甚严,闾巷小民,至指倭相詈骂,甚以噤其小儿女云”。[1]16世纪后期,武士出身的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日本对华野心再次膨胀,图谋“先占领朝鲜半岛,而后两路出击,一路主攻方向在宁波,另一路直捣北京;占领中国后,将首都迁至北京,再以此为中心,向四面出击,占领全亚洲”。[2]1592年,丰臣秀吉进攻朝鲜,迫使明朝出兵救援。据《明史·朝鲜传》记载:“自倭乱朝鲜七载,伤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中朝与朝鲜迄无胜算,至关白死而祸始息。”[3]尽管丰臣秀吉发动的侵略战争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其扩张图谋为明治维新后日本制定征服亚洲和世界的“大陆政策”奠定了思想基础。

17世纪初,日本社会进入德川幕府统治;不久中国进入清朝统治时期。由于幕府推行闭关锁国政策,中日200多年无官方往来,两国的交往仅限于经贸层面,并且日本只允许中国商人到长崎港交易。

综合看,尽管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的2,000多年里,中日关系在不同时期分别呈现出友好、合作、冷淡、竞争甚至敌对等不同属性,但在中国相对强大的背景下,日本虽对“华夷体系”时而顶礼膜拜,时而疏远甚至对抗,但终究无法摆脱对中国的依赖,这是当时中日关系总体稳定的基础和前提。

(二)中日实力接近阶段

19世纪中叶,以鸦片战争和“佩里叩关”为标志,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野蛮地撕开了东亚近代史的幕布,东亚由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被强行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面对传统东亚体系遭遇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日两国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应对之策。因此,导致自19世纪60年代起,“华夷体系”日趋衰落,而日本则通过明治维新快速崛起,两国综合实力渐趋平衡。中强日弱的基本格局发生改变,中日关系进入拐点期。

以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签订为标志,日本首次获得与中国对等地位和对等介入地区事务的法律依据。随后,日本通过吞并琉球、驻军朝鲜等行动对华步步紧逼,最后通过甲午战争完败中国,结束了中日关系史上的第一个拐点期。甲午战争使中日在东亚政治格局中主次关系易位。日本从此将侵占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设定为对华政策的新目标,并最终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日本在通过明治维新实现崛起的过程中,世界观发生了深刻变化。随着明治思想家们“对外关系三重论”“东洋盟主论”“脱亚入欧论”等理论的提出,其对自身追求的政治目标开始由携“全亚细亚同心协力以防西洋之入侵”,到取得与欧美列强对等的国际地位、领有海外土地并成为“雄飞亚洲”的东洋盟主,再到与欧美列强为伍全面欧化的转变。这为日本侵略朝鲜、发动甲午战争进行了系统的思想铺垫,并为日本对外奉行“军国主义”和“侵略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撑。

(三)日本“中国观”的演变轨迹

伴随着历史上中日两国实力的消长,日本的“中国观”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回顾此前中日关系发展的历程,日本的“中国观”虽然摇摆不定,但一直是在仰视与平视之间徘徊:多数时间是仰视,寻机谋求平视,或者说,表面上基于中国的强大不得不仰视,内心却渴望与中国有对等地位而谋求平视,但未敢奢求过蔑视。

隋代之前,日本一直处于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体系”的边缘地带,崇拜并仰视中国。到了隋唐时期,日本的自我意识开始增强,开始对被隋唐视其为“东夷小国”产生一种抗拒心理。构建与中国对等的“平视型”中国观的图谋,虽因白江口兵败而受挫,但随着唐王朝走向衰落,日本也于公元894年终止派遣遣唐使,中日之间的正式外交逐渐中断。进入室町时代,特别是到了足利义满时期,以明朝永乐皇帝授予足利义满“日本国王”称号为标志,日本又被重新纳入到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体系”,重新仰视中国。15—16世纪后,随着西方势力向东方渗透,日本的世界观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并再次寻求与中国对等。在万历朝鲜战争中,日本虽然兵败,但其再次拒绝中国皇帝的册封,并不再仰视中国。甲午战争后,日本已经不再满足于同中国地位对等,其中国观也超越了在“仰视”与“平视”间摇摆的传统模式,首次实现了向“蔑视型中国观”的根本转变,开始视中国为“半野蛮国家”和“亚细亚之恶友”。

“蔑视型中国观”的形成,为日本对华扩张政策提供了思想基础,并随着其侵华图谋屡屡得手而不断强化。1945年日本战败后,中日关系逐步回稳,但日本的扩张野心和“蔑视型中国观”并未根除。日本右翼势力妄称,是美国的原子弹和苏联红军的攻击才导致日本战败,而中国等东亚国家当年根本不可能战胜日本。历史经验表明,在中日关系史上,中强日弱时,日本就会认同甚至仰视中国,中日关系虽有波折,但能保持总体稳定;两国实力接近时,日本就会谋求与中国对等并企图平视中国,中日关系进入拐点期,矛盾多发,冲突不断;日强中弱时,日本则会蔑视中国,并野心膨胀,屡屡犯华,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

 

二、当前日本对华政策中冒险性、攻击性明显增强,两国关系再次进入拐点期

 

二战后,受所谓“耻感文化”“蔑视型中国观”及美国纵容等多种因素影响,日本始终未对自身的侵略历史进行深刻反省。与此同时,在美国一手操纵下,日本于1952年同台湾签订“日台条约”,选择了与新中国对立的政策立场。

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后,随着美国对华政策大幅调整,田中角荣于1972年9月访华,实现了中日关系正常化。这一时期,日本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中国仍然非常贫弱,这为日本“蔑视型中国观”再次膨胀提供了客观条件。20世纪80年代,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军事评论家长谷川庆太郎在其名为《别了!亚洲》的书中宣称:“一直到明治维新,中国都被当作‘圣人君子之国’。孔孟之学即儒学奠定了日本政治思想史的基础”,“对于日本人来说,无论从哪方面讲,亚洲都是一个关系很近的地区……但这已成为历史。因为在战后40年里,日本与日本人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可亚洲在这40年里却未发生什么变化。结果,日本与日本人决定性地离开了亚洲”。长谷川认为,日本人的意识与日本周边亚洲人的意识之间,可以说几乎不存在共同要素。“从前日本属于亚洲的一部分,日本人也是亚洲人的一种,但现在日本已不属于亚洲了,日本人也不是亚洲人了。……战后40年,日本已与亚洲隔绝了,存在于日本和韩国以外的亚洲国家之间的差距,今后会越来越大”。[1]虽然,长谷川庆太郎在这段文字中没有公开点名中国,但其口中的“亚洲”毫无疑问包括中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指的就是中国。可以说,这是日本“蔑视型中国观”的委婉而坚定的表达,是日本内心再次称霸亚洲图谋的真实反映。

中日两国实力的悬殊对比和“蔑视型中国观”的再度膨胀,使日本萌生了重获东亚主导权的政治野心。于是,日本怀揣对华优越感和对中国市场的期待感,参照与韩国等曾遭受日本侵略国家建交时采取的“以经援代赔偿”模式,向中国提供了大量低息或无息贷款,对艰难起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宝贵支持。与此同时,中国宽宏大量地处理中日历史问题、战争赔偿问题和钓鱼岛问题,也促使日本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对华“负罪感”。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日本对华政策出现短暂“友好”。1991年8月,日本首相海部俊树访华,率先打破了“1989年政治风波”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政治“封锁”。

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经济泡沫破灭,而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中日经济实力快速接近。在经济总量上,2010 年,中国GDP突破 40 万亿元,首次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2015年,中国 GDP 总量10.86万亿美元,是日本(4.12万亿美元)的2.6倍。[1]在外汇储备上,2006年,中国跨越万亿美元大关,并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2015 年9月,中国外汇储备为 3.17 万亿美元,是日本(1.26 万亿美元)的 2.5 倍。在企业竞争力上,2011 年,在美国《财富》杂志所评选的世界企业 500 强排名中,中国上榜企业数量为 69家,首次超过日本;2015 年,中国达到 106 家,是日本(54 家)的近2倍。[2]在军费开支上,2006 年,中国军费接近 500 亿美元, 首次超过日本;2015年,中国军费1,450 亿美元,是日本(420亿美元)的3.5倍。中国日益成为有重要影响力的世界大国,而日本长期累积的低增长、高负债、老龄化、少子化等问题日益突出。这不仅制约了日本实现政治野心的图谋,也不断冲击着日本扭曲的对华“蔑视”心理。

随着中日两国的综合实力再次接近,日本对华政策转向全面戒备,挑衅性、进攻性明显增强,并将中国崛起与美战略东移形成的战略对冲视为其重获对华优势的战略机遇。于是,日本对美“重返亚洲”和“亚太再平衡”战略给予极大关注和支持:一方面借力美国,不遗余力地编制对华包围网,全力遏制中国的崛起;一方面不断挑拨中美关系,企图诱使中美在朝鲜半岛、东海、台海、南海等问题上走向全面对立。

综合看,日本对华政策调整不是一时的,也不是战术层面的,而是长期的,战略性的。随着日本对华冒险挑衅的领域不断扩展、频次不断增多、力度不断增大,当前及今后较长时间内,中日在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上的挑衅与反挑衅、在历史认知上的倒退与反倒退、在战后国际秩序上突破与反突破等斗争将更趋激烈。日本因素将日益从有利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推动因素”转变为阻碍中国和平发展、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风险因素”。

 

三、努力构建总体稳定的中日关系

 

中日争端激化,其实质是中日多种矛盾在双方综合实力接近时的集中反映,有其必然性。从长远看,在中强日弱的历史大势下,努力构建总体稳定的中日关系、遏制日本右翼势力蔓延,对中日双方、对地区乃至国际和平都是有利的。中国应依靠日本人民,并联合各种国际力量,迟滞日本右倾化步伐。

(一)积极做日本人民工作,从内部制约、遏制日右翼势力的蔓延势头

美国为日本精心设计的一套政治制度,为日本战后重建与和平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如今依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日本民众大都出生于战后,虽然受到日本右翼势力的洗脑,有许多错误的历史观,但他们一直生活在“和平宪法”下,享受着“和平宪法”带来的和平与安宁,接受的是现代民主教育,有着强烈的和平愿望和反战诉求。这是制约日本政治右倾化、军事大国化图谋的社会基础,同时也是阻止“日本风险”向地区和全球外溢,迟滞甚至终止日本恢复战前体制最应依靠的力量。中国应同国际社会一道,大力做日本人民的友好工作,做日本和平力量的友好工作,做日本“知华”“友华”人士的友好工作。应加强同日方的学术、经贸、文体、旅游、宗教、新闻媒体等领域的交流,让日本人民有更多机会听到“中国声音”,知晓“中国故事”。让他们真正了解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了解中国的“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了解中国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了解中国“以邻为伴,与邻为善”的周边政策。逐步消除日本民众在右翼势力蛊惑下,日益滋长的“厌华”甚至“仇华”情绪,培养并筑牢中日友好的民意基础,助其从内部制约遏制右翼势力的蔓延势头。

(二)联合各种国际力量,从外部牵制日本政治右倾化图谋

我们重点要做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促美压日。安倍晋三在《致新国家的政权设想中,明确提出“终结战后体制,自主制定宪法”是日本未来的主要任务。所谓“战后体制”,“是对1945年日本战败以来,经美军占领、1947年通过日本宪法、1952年签订《旧金山和约》结束占领状态,1955年建立自民党、社会党两大党机制以来,日本社会整体政治、经济、文化思潮的一种统称。它有三个重要特点,即以美英为范本的政治民主制度、以放弃交战权为核心的和平宪法和重经济轻军事的国家发展路线”。[1]日本要成为所谓“正常国家”,就是要放弃现行政治民主制度,恢复以天皇为核心的神权体制;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重拾战争权;放弃和平发展道路,重振其军事工业,以及修改联合国宪章中有关战败国条款,谋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目前日本已经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制定11部新的“安保法案”等举措,不断拓展自卫队的职能,日益架空“和平宪法”,为其重走武力扩张之路打开突破口。总的看,日本要摆脱战后体制,成为所谓“正常国家”,实质是要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即挑战美国的地区事务主导权,这一点美国是心知肚明的。因此,尽管短期内美国基于遏制中国崛起的需要,会对日本的扩张野心给予一定程度的容忍,甚至纵容,但从长期看,美为维护战后其主导建立的亚太格局和地区国际秩序,进而维护其霸权地位,对日本大国化图谋的危害性始终是有戒心的。有关国家应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方式,持续不断地向国际社会揭露日本修法改宪、扩军备战的危害性,增大美国民众对日本的忧虑和担心,促美及早对日本有所规制,坚决打掉日本的政治大国梦、军事大国梦和联合国“入常”梦。

二是助韩制日。尽管日本政要在“历史问题”上频频地口出狂言,鼓吹“慰安妇必要论”,扬言要学习纳粹修改宪法的做法,宣扬侵略行为不定论,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企图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但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侵略罪行是有定论的,“历史问题”始终是制约日本成为“正常国家”、实现大国梦的重要抓手,是日本永远也绕不过的坎。韩国既是美国的重要盟国,又是日本侵略战争的直接受害国,与日本之间又存在岛屿争端,两国矛盾具有一定的不可调和性。有关各国应以促日反省侵略历史、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为目标,支持韩国牵头,构建一个曾遭受日侵略国家参与的半官方机制。在日本教科书问题、“慰安妇”问题、修法改宪问题、谋求“入常”问题,以及推动日本侵略战争遗迹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等问题上联合发声,协调行动,增大对日本的道义、舆论压力,共同反制日本的政治右倾化图谋,促其重返和平发展轨道。

(三)筑牢中日关系经济基础,维护两国关系总体稳定

经过多年发展,目前中国已经是日本的最大贸易国,日本则仅次于美国、欧盟,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国。据日本贸易振兴会社2016年2月1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尽管2015年以美元计价的中日贸易额同比减少了11.8%,但仍有3,032.86亿美元。中日在经贸领域早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存在巨大的共同利益。这是中日关系的基本面。

回顾二战后中日关系的发展历程,经济合作始终是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战后初期,中日经贸关系通过民间渠道不断发展,并带动了两国政治、文化关系的解冻和发展。经过一段时间的累积,最终为两国关系正常化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中日关系正常化后,中日经贸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并日益成为两国健康发展的重要推手和压舱石,尤其是在两国政治关系出现困难时,经济关系仍然保持发展势头。尽管经贸关系的深化发展未必能够带动两国政治关系和民间互信同步发展,但如果没有一定规模的经贸关系基础,中日关系在多种矛盾叠加升级的背景下,保持总体稳定局面几乎是不可能的。

当前,由日本“购岛”引发的危机,使中日关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两国经贸关系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两国经贸总量已经连续4年走低,2016年日本对华投资和出口更有可能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作为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中日经贸关系如果照此发展下去,最终有可能将本已恶化的中日政治关系带入更加危险的境地。从维护中日关系总体稳定、制约日本右倾化趋势的大局出发,应确实稳定并不断加强中日经贸合作,尤其是双方在循环经济、绿色经济、健康养老、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产业等领域的合作,积极为中日关系开拓互利共赢的新增长点。同时,应在亚太甚至世界范围内,探索中日优势互补,联手开辟第三方市场的新合作模式。从而不断扩大中日共同利益空间,稳固两国关系的经济基础,使经贸关系继续在中日之间发挥压舱石作用,确保两国关系总体稳定。

(四)保持中强日弱的发展大势,平稳度过中日关系拐点期

历史上,每当中国趋向衰落时,日本就会挑事生事,落井下石,图谋侵略扩张;而中国走向强盛,尤其是综合国力取得相对优势时,日本则会收起不良图谋,转而认同甚至仰视中国。

当前,日本试图在东亚地区制造对立和冲突,进而干扰和破坏中国和平发展进程的战略图谋日益显露。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后,在亚太地区推行所谓“积极和平主义”和“俯瞰地球仪”外交,联合美国、澳大利亚、印度等国,谋求构建对华包围网。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还利用地区热点问题不断制造事端,加剧对立甚至是冲突。在钓鱼岛问题上,日本挑起并不断加剧危机,在加强西南诸岛方向兵力部署的同时,开始考虑动用自卫队介入危机。甚至设想一旦钓鱼岛发生冲突时,对中国的“春晓”“天外天”等油气田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另外,日本还不断拉美国下水,改变美国所谓的“中立”立场,试图利用钓鱼岛问题将中美逼上摊牌的悬崖。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日本无视各方和平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的意愿,强行将绑架日本人问题塞入六方会谈,企图搅乱半岛局势,将半岛演变为大国对抗的新战场。在南海问题上,尽管日本是域外国家,无直接利害关系,但日本通过向菲律宾出售武器装备、鼓动东盟国家联合对抗中国、宣称参加南海联合巡航、要求中国遵守所谓南海“仲裁”结果等行为,将与中国存在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的国家纳入其对华遏制的总体战略中,将南海问题演变日本协美遏华的战略抓手。

综合看,当前中日矛盾是两国长期累积的各种矛盾在双方综合国力接近时的集中反映。虽然日本对中国的快速发展充满焦虑和疑惧,但双方的矛盾并非完全不可调和。从历史经验和长远趋势看,中日之争归根结底是综合国力之争。中国在综合国力上取得对日优势,是理顺并稳定中日关系的重要基础和保障。当前,管控好矛盾冲突,构建总体稳定的中日关系不仅对双方,而且对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都是有利的。因此,中国应坚定不移地坚持以1972年发表的《中日两国关于恢复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1978年签署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98年发表的《中日联合宣言》以及2008年签署的《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四个政治文件为基础,通过强有力措施促使日认真反省侵略历史、阻止日插手台湾问题、慑止日在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问题上搅局生事,同时应积极深化合作,重建并不断累积战略互信,稳定中日关系的政治方向、经济基础和人文纽带,确保中强日弱的发展大势不受干扰,尤其是不能破局甚至逆转。

 

                      【收稿日期:2016-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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