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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经济共同体:愿景与现实——竺彩华、冯兴艳
  

[内容提要] 东亚地区的复杂现实催生了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多种合作机制,而由东盟主导的东亚合作方式照顾了各方的舒适度,使得区域合作进程得以维持,但在地区国家政治互信不足、大国竞争有所加剧、东盟的中心地位疲弱的背景下,需要新的合作理念和思路来引领地区国家走出合作迷思。以“东亚经济共同体”为长远目标的东亚经济一体化仍是各国的共同利益所在。当前,首先需要克服固有思维模式对“东亚经济共同体”认识的桎梏,继而在开放地区主义新理念的指引下,积极探索、稳步推进适合地区新形势的理性路径,最终实现真正的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

[关键词] 开放地区主义?EAEC   AEC   RCEP   TPP

[作者简介] 竺彩华,外交学院国际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冯兴艳,外交学院国际经济学院国际经贸系主任,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2016)06-0070-16

“东亚经济共同体”(EAEC)构想源于2001年“东亚展望小组”(EAVG I)提供的《迈向东亚共同体:和平、繁荣与进步的地区》的研究报告,其中强调“贸易、投资和金融等经济领域的合作是东亚一体化进程的重要催化剂”。面对东亚合作新形势,2011年在韩国的倡导下,成立了“东亚展望小组2”(EAVG II),并于2012年向“10+3”(东盟+中日韩)机制提交研究报告,建议将“2020年实现EAEC”作为新愿景的主要支柱。此建议被同年召开的东亚领导人峰会采纳。根据建议,EAEC将主要由四个要素组成:一是形成单一市场和生产基地;二是保持金融稳定、食品和能源安全;三是实现公平和可持续发展;四是对全球经济作出建设性贡献。

自2001年以来,东亚经济一体化虽然取得积极进展,对于“EAEC2020愿景”,各国领导人也多次在“10+3”领导人峰会上表达了强烈的政治愿望。但总体来说仍缺乏实质进展和动能,尤其在东亚地区存在多种地区性合作安排的背景下,各国对未来EAEC建设的前景似乎仍未形成统一认识,在合作框架的选择上存在多种理解。有的认为EAEC建设的主体应是“10+3”,有的认为是“10+6”等等。与“东盟经济共同体”(AEC)建设依托《AEC蓝图》、《东盟共同体展望2025》和相关的实施监督机制相比,EAEC还没有全面规划以及相应的监督机制。目前,各国对于EAEC的前景较为悲观,其2020年目标受到很大质疑。本文在总结东亚经济一体化经验的基础上,分析了EAEC建设的东亚特色,以及建设所面临的主要机遇和挑战,最后对推进EAEC建设的现实路径提出了一些思考。

一、愿景由来:基于东亚经济一体化的经验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将不同国家的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过程,这取决于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和共同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体现了两大特征:一是由市场和政府共同推动,但市场发挥主导作用;二是市场主导的东亚经济一体化决定了这一进程必须是全球化和区域化的紧密结合。这两大特征决定了以开放地区主义为核心的EAEC建设将有别于其他地区的一体化进程。

(一)市场和政府共同推动的东亚经济一体化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是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分水岭。危机前,东亚经济一体化主要靠市场力量而非政府合作推动。二战结束以来,东亚各国普遍实施了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通过不断引进外资和技术,提升了地区的生产能力,并形成了以日本为“头雁”,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亚洲四小龙”紧随其后,以及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亚洲四小虎”为第三层次的所谓“雁阵模式”。这种垂直分工体系通过区内贸易、资本流动和技术转移,有力推动了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经济一体化进程。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使其成为国际产业体系中的重要环节,且在产业结构上形成了独特的“中国模式”:一方面在东亚地区继续保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另一方面也积极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这一双头并进的产业发展模式,加上跨国公司投资战略的推动,逐渐打破了东亚地区传统的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体的产业转移模式,也改变了东亚以日本—四小龙—东盟和中国为梯度的转移层次(“雁行模式”),转而形成了以中国为枢纽和最终装配中心的东亚区域生产网络——产业内分工在以垂直型工序分工为主的基础上,又出现了依据价值链和价值实现来进行水平分工的新动向,即逐步显现由垂直分工向网络化水平分工升级的态势。[1]同时,以零部件贸易为主的区内贸易也得到了迅速发展。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这种趋势更是有增无减。区域生产网络内的零部件贸易增长速度要远快于全球制造业的贸易增速。东亚地区对这种新的国际分工形式的依赖也相应地远甚于世界其他地区。这种网络内贸易毫无疑问地加强了东亚各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2]

但是,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东亚经济遭受重大打击。各国意识到仅靠市场推动的经济一体化是很脆弱的,只有通过加强域内合作才能增强抵御外部金融风险的能力,实现经济持续繁荣。自此,东亚地区开始探讨通过区域合作推进经济一体化的各种路径。在金融领域,“10+3”合作取得积极进展,尤其推动了“东亚外汇储备库”和“东盟与日中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的成立;在贸易领域,中国提出了“东亚自贸区”(EAFTA);日本提出了“东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CEPEA),前者包括“10+3”成员,后者还包括澳、新、印。

由于中日在贸易一体化进程中的合作意愿不足,导致最终在东亚地区形成了以东盟为中心的多层次区域合作框架:东盟自身在建设“东盟经济共同体”(AEC);同时东盟分别与中、日、韩、印和澳、新签署了5个自贸协定;东盟每年主办“10+1”“10+3”等系列峰会;2012年,6个与东盟签署了FTA的国家一致同意东盟提出的建立“区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设想,并于2013年5月启动了首轮谈判。东亚地区出现的多层次、多元化的合作框架,一方面反映了各国合作意愿的增强,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东亚地缘政治对区域合作路径的深刻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二)全球化和区域化共同推进的东亚经济一体化

区域生产网络的发展带动了“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崛起,以及一系列后起发展中国家(包括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以及中国和越南)经济的高速增长。区域生产网络的发展促进了区域内中间产品贸易,但这并没有降低东亚国家对全球市场的依赖:一方面,区域生产网络促进了以中间产品为主的区域内贸易;另一方面,基于区域价值链生产出来的最终产品严重依赖区外市场,尤其是欧美市场。因此,这种“区域内生产,区域外消费”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催生了东亚“开放的地区主义”,即不管是双边、区域、诸边或是多边合作框架,只要能积极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政策,东亚国家都会积极参与。

(三)EAEC:对开放地区主义的新释义

提及经济共同体,人们往往首先会想到欧洲经济共同体,并用其标尺来衡量其他地区的共同体建设。事实上,东亚地区由于其经济对全球的高度开放性,导致其共同体建设的路径和模式与传统意义上的共同体建设截然不同,其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开放而非封闭的地区主义。开放地区主义在1989年APEC成立之初被确立为一项基本原则,旨在解决各种区域贸易安排与全球化之间的潜在冲突。但是,由于APEC自身从来也没有成为一个有约束力的贸易协定,从而也未真正实现自由化和便利化,因此APEC模式的开放地区主义作为融合区域化和多边化的途径迄今来看是失败的。当前,在反全球化声音高涨,多边化和区域化双双受挫的背景下,以EAEC建设为愿景的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在很大程度上重新解读了开放地区主义概念,体现了开放性和包容性特点。

首先,模糊的成员身份。EAEC愿景在“10+3”框架下提出,但对于其中四大元素之首的单一市场和生产基地建设的主体并没有明确以“10+3”为基础推进;虽然东盟的中心地位受到东亚各国认同,“10+3”作为主渠道也在继续推进区域合作,但区域内存在的多种相互竞争的框架,使得各国对共同体成员的认识仍处于模糊状态,迄今没有形成相应的推进路径和相应措施。但尽管如此,各种合作框架仍在积极推进,不排除其中某一合作框架最终成为东亚经济共同体基础的可能性。

其次,“东盟中心”地位与“东盟方式”。在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中,东盟中心地位及其强调灵活性和舒适度原则的“东盟方式”被广为接受。这与传统意义上以地区经济强国为中心的共同体建设是截然不同的。东盟内部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大,自由化要求不尽相同,因此,在不同框架下的合作中都为不发达经济体提供了差别性的特殊待遇,从而也使得区域一体化的进程更具有包容性。同时,由于东亚地区被殖民和侵略的历史,也使得各国对主权具有高度敏感性,各方都非常关注在这一进程中的舒适度原则。

第三,各成员在参与区域合作进程中,仍保留了与域外其他国家商签FTA的自主权,以此来满足不同国家的需求。与其他地区(如欧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路径不同,目前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核心并不是中日韩,而是以发展中国家居多的东盟。由于东盟自身经济一体化还没有达到很高的标准,由此也决定了东亚经济一体化仍处于以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为主的浅层次一体化水平。对于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国家(如新加坡)来说,仅仅有区域市场显然是不够的,而以东盟特色对外签订的FTA显然也不足以帮助其打开国际市场。

第四,发展导向的功能性合作进程。由于东亚地区仍属发展中经济体居多的地区,制度建设本身就滞后,同时又亟需解决很多发展问题,因此一体化进程明显体现了以功能性合作为主的特点,且在推进各项功能性合作进程中,将很多发展问题如维持金融稳定、推进互联互通、减少发展差距作为优先领域。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传统区域一体化和全球化带来的分化作用。

二、建设EAEC面临的机遇

目前,东亚仍是世界最具潜力和发展前景的地区,由此带来的共同经济利益是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根本力量,而不同层次的区域合作机制和行动倡议则为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合作基础。

(一)“亚洲世纪”为EAEC注入持续市场动力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金砖国家”(BRICS)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发展迅速,尤其是进入21世纪,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实力得到极大提升。与之相反,以G7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经济增速则在放缓。世界经济的重心正逐渐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欧美世纪”正在向“亚洲世纪”转变。按当前美元价格计算,1980年发达国家GDP占全球的78.9%,而发展中国家仅占21%,其中亚洲的发展中国家仅为6.3%。21世纪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高速增长。2015年,发达国家占全球GDP的比重跌至59.9%,而发展中国家则上升至40.1%,亚洲发展中国家上升至19.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到2020年亚洲发展中国家的GDP份额将达到35%。[1]

随着经济重心东移,全球贸易和投资重心也不断向亚洲转移。亚洲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由1980年的22.5%提高到 2014年的37.5%,成为世界主要的贸易集团之一。同期,“10+3”国家的贸易份额由10.8%提高到23.5%,增加了13个百分点。亚洲不仅日益成为全球贸易的重心,而且还成为全球投资的热土和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地。2014年,亚洲直接投资流入与流出占全球总额都到达40%以上,而1980年亚洲直接投资流入流出份额分别为1.58%和6.85%。[1]

“亚洲世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拥有世界一半人口的亚洲由于中产阶级数量快速上升,而正在成为一个快速成长的世界市场。根据OECD一项研究预测,全球中产阶级规模将由2010年的18亿增加到2020年的32亿和2030年的49亿,其中增量中的85%将来自亚洲;全球中产阶级的支出将从2009年的21万亿美元增加到2030年的56万亿美元,其中80%也将来自亚洲。[2]到2050年,印度和中国的中产阶级消费之和将占全球总额的一半以上。[3]因此,亚洲正在从生产基地向生产和消费基地转型,这带动由消费需求引导的最终产品贸易,从而推动区域内一体化程度进一步提高。

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通过加强区域合作实现规模经济,应对外部冲击也是东亚国家的现实选择。根据IMF世界经济展望(WEO)的最新数据,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前景不容乐观,经济下行风险很大。这导致许多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有抬头趋势。根据《全球贸易预警》(Global Trade Alert)的数据,2015年1月1日到10月31之间各国政府采取了539项限制性贸易政策,对进出口商、投资者、工人或知识产权所有者的利益造成了较大影响。随着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升级,各国迫于政治压力纷纷采取保护性政策来保护相关产业,保障就业。在危机的影响下,提供最终需求的美欧市场的停滞和世界需求的停滞,对东亚各国来说形成很大制约,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东亚区域内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迫切性。

(二)EAEC建设的政治共识仍存

自2012年“10+3”领导人峰会通过“EAEC2020愿景”以来,在随后的领导人峰会上被多次提及和强调,称该建议将为通向更高水平的“10+3”一体化铺设道路,并与2013—2017年“10+3”合作工作计划倡议形成互补。由此可以看出,东亚各国高度认可“10+3”各领域合作取得的积极进展,并继续将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放在合作的优先位置,尤其是“10+3”合作工作计划将为成员国合作提供方向和指导。东亚国家对于2020年前建成EAEC仍然存在一致的政治共识。

(三)现有的多层次合作机制是共同体建设的坚实基础

东盟和东亚国家经过长期磨合,已逐步探索出一条符合东亚实际的合作道路,形成了以东盟为核心,各机制相互促进、相互补充,兼顾各方利益和考量的地区合作架构。这种合作模式不但激发了东亚地区的经济活力,也是推进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基础。

首先,2015年底建成的“东盟经济共同体”(AEC)是亚洲地区第一个区域经济共同体,旨在建成以商品、服务、投资、熟练工可自由流动为特征的单一市场和生产基地。AEC关税削减的实质性进展是其建设的重要里程碑。2015年,东盟六国的零关税产品比重超过了99.2%,新东盟四国(CLMV)取消协议产品清单中90%以上产品的关税后,这相较于2014年的72.5%与2007年的49.3%,无疑是巨大进步。[1]但是,东盟区域内贸易仅为其贸易总量的25%左右,大多数国家仍主要依赖域外国家的贸易和投资。中国是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随后是欧盟、日本、美国和韩国。相比之下,东盟与欧盟、美国的贸易份额有较大程度的下降。因此,AEC建设以及加强与东亚国家的一体化符合东盟战略利益。

其次,“10+1”强化了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东盟在塑造东亚区域合作框架的进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截至2010年,东盟已与6个贸易伙伴国签署了FTA,分别是中国(2005)、韩国(2008)、印度(2010)、澳大利亚和新西兰(2010),涵盖了货物贸易、服务、投资、贸易便利化规定等。由于东盟已在其“2025愿景”中将建设EAEC作为主要举措之一,并承诺东盟要成为构建地区合作架构的推动力量,并致力于以“10+3”进程与合作为主渠道来实现东亚共同体目标。可见,东盟通过加强与东亚国家在贸易、投资以及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双边合作,有助于加强其中心地位,使其更有能力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

第三,“10+3”建立的初衷是为了提升东亚金融合作与治理,随后演化成为一个促进全方位合作的区域性合作机制,给各国提供了一个通过对话加深了解和理解,进而改善政治关系,增加合作的平台。比如,中日韩三国领导人的对话就是在“10+3”这个机制下发展起来的。该机制最引人注目的成果是“清迈倡议”多边化以及“亚洲债券市场发展倡议”(ABMI)。2000年达成的“清迈倡议”是一个“10+3”成员国之间的区域性“双边货币互换网络协议”(BCSAs)。为应对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10+3”财长会议在2009年2月同意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转化为区域性储备基金,即CMIM。2010年CMIM生效,成立了拥有1,200亿美元的东亚外汇储备库。2014年7月,其规模又扩大至2,400亿美元,IMF脱钩比例从20%提高至30%。储备库增强和完善了东亚地区多边危机救助和预防机制,也体现了“10+3”成员共同防范全球经济下行风险,提高应对挑战能力的坚定承诺和共同努力,并为未来东亚地区发展更高层次的地区金融合作奠定了基础。

“亚洲债券市场发展倡议”(ABMI)是“10+3”合作的第二项重要成果。“亚洲债券市场倡议”于2003年达成,目的是充分利用区域内巨大的金融资源,提升金融稳定性,促进经济发展。此外,2010年成立的规模为7亿美元的“区域信用担保与投资基金”(CGIF)目前已正式开展业务。作为亚洲债券市场协议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帮助那些难以利用本地债券市场获得长期融资的企业获得融资,减少其对短期外汇借款的依赖性,从而减轻货币错配和期限错配风险。

最后,东亚峰会则为包括美国、俄罗斯在内的各国领导人在关键问题领域,如安全、环境和气候变化等,提供了一个战略对话与合作的地区性论坛,尤其给域外国家,提供了一个表达关切的平台。

(四)其他正在推进的合作新倡议

除了围绕东盟建立的5个“10+1”自贸区外,对EAEC建设至关重要的,还有正在谈判中的RCEP和中日韩自贸区,以及在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下推进的各项合作。

鉴于东亚国家的差异性和多样化,RCEP意在通过整合现有5个“10+1”FTA来建立覆盖整个东亚的自贸区,其目的就是建设一个高度自由化和更加开放的共同市场。这将带来政策、法规、制度和规则的协调与统一,进一步深化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程度,降低交易成本,克服当前众多FTA并存的“面条碗效应”,实现东亚地区生产和资源的最优配置,从而实现区域生产网络的调整与升级。[1]更重要的是,RCEP以实现现代、全面、高标准且互惠互利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为目标,但在推进过程中又坚持“东盟方式”中所倡导的照顾各方舒适度的原则,尤其为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国家提供了差别性的特殊待遇,这种模式有助于东亚一体化的进程更具有包容性。

中日韩是EAEC建设的经济核心力量,因此中日韩合作对于建设EAEC至关重要。事实上,中日韩合作推动了东亚展望小组的工作,并促使东亚共同体建设成为区域一体化的长远目标。2009年,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再次倡导建立东亚共同体,也得到了中韩的积极回应。同年第二届中日韩领导人峰会上,三国承诺“东亚共同体建设应坚持开放、透明、包容的原则”。近年来,尽管政治关系紧张,中日韩合作在许多领域仍取得了积极进展,如2010年中日韩合作秘书处成立;历经13轮正式谈判和数次非正式磋商,中日韩于2012年签署了《投资保护协定》;2013年,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开始启动。2015年,中日韩三国重启一度停滞的领导人峰会,这是恢复互信的良好信号,也预示着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将有望早日完成。中日韩自贸区建设不仅有利于增强三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和可持续性,也是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基础,有利于进一步理顺东亚经济合作关系,推进东亚共同体进程。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充分显示了高度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为区域经济合作注入了新动力。中国致力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建立和加强伙伴关系,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实现沿线各国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的发展。“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项目将推动沿线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与耦合,促进投资和消费,创造需求和就业,从而有利于促进区域合作与一体化。为了支持基础设施投资,中国倡导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不仅已投入运营,而且还积极寻求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ADB)、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等其他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努力为地区互联互通和可持续增长提供资金支持。

三、建设EAEC面临的挑战

尽管早在2012年“EAEC2020愿景”就被“10+3”领导人峰会所接受,在随后的领导人峰会上各国也表达了强烈的政治意愿,但是EAEC建设始终没有像AEC那样有一个蓝图或路线图,更不用说有一个跟踪实施进程的监督机制了。这实际上反映了EAEC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许多挑战和不确定因素。这些挑战和不确定性既来自域内,也来自域外;既出于经济方面的原因,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出于政治方面的原因。

(一)地缘政治风险不断升级

政治互信是区域合作的基础。但是在东亚地区,由于复杂的地缘政治背景,构建互信关系在目前仍然非常困难。中国的崛起、美国对亚洲的“再平衡”战略等,都增加了区域合作的复杂性和地缘政治方面的挑战。过去,东盟成功地维持了其在对话伙伴关系国之中的中心地位,在平衡各方关系的同时,也成功地将“东盟方式”引入区域合作,以应对本地区存在的差异性。但是,东亚地区最主要的地缘政治关系是中美关系。东亚的各种安全问题,如南海、朝鲜半岛等问题,其实质就是中美之间的问题。未来的最大挑战在于东亚各国是否能管控大国竞争甚至敌对所引起的各种风险,以及东盟在推动区域合作进程中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来维持其中心地位。对东盟而言,中美都是其重要合作伙伴,中美两国间日益激烈的竞争无疑让东盟国家在站队时处于尴尬的位置,这与东盟方式不符,并且会损害东盟国家的整体利益。

(二)东盟中心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

东盟中心地位在塑造东亚地区构架的进程中至关重要。然而,东盟的中心地位目前面临来自域内和域外的双重挑战。

一方面,东盟内部一体化未达到预期目标。2015年底,AEC宣布建成。尽管东盟在经济一体化上取得了积极进展,但是从其执行和实践效果来看,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根据东盟秘书处的资料,到2015年10月31日,AEC建设任务的执行率只有79.5%,共计完成了611项任务中的486项。毫无疑问,所余20%的任务将更加艰难,尤其是在东盟6国共同有效优惠关税(CEPTs)税率已接近零的情况下,东盟国家的非关税措施成为特别突出的潜在贸易保护政策。在消除非关税障碍、技术工人自由流动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自由化等核心问题上,AEC进展依然非常缓慢;在实现资本流通自由化、东盟资本市场一体化以及金融市场开放等,都是后2015AEC建设面临的重大挑战;此外,农业问题、新东盟四国的一体化也存在很大阻力。导致东盟上述困境的原因有二:一是东盟合作的制度性基础较弱。在东盟国家内部,协议的有效执行需要国内法律法规与之相适应。当国家目标与区域开放要求相冲突时,政府当局会优先考虑选择国内目标。为了协调不同发展阶段的成员国而制定的灵活性政策,往往为不遵守承诺提供了机会和借口,利益集团尤其是受市场开放影响较大的行业会游说当局延缓执行AEC承诺。东盟是否能够在如此多样性的地区凭借自愿承诺来实现经济一体化,仍存很大疑问。二是东盟内部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大,自由化要求不尽相同。最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是最不发达国家的50倍以上,新加入的成员无法与原有成员保持一致的自由化进程,这也会让新成员更倾向于固守其国内政策。因此,东盟国家内部的发展差距会威胁到AEC目标的实现,从而影响东亚一体化的进程。

另一方面,东盟同时推进内外部一体化困难重重。东盟不是关税同盟,无法制定统一的政策,结果就是东盟缺乏统一的对外贸易政策。像新加坡这样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经济体,相对狭小的区域内市场不能满足其需求,而“东盟方式”推动下的区域合作机制无法为其开拓更大的外部市场;而对于一些不发达的东盟成员国,快速推进的自由化往往会与其国内发展目标相冲突。而处于中间水平的区域贸易协定则可能让所有国家都感到不满意。东盟内部一体化和外部一体化并没有清晰地界定时间先后顺序,这种同步推进方式也不免让人产生疑问,二者之间是相互促进还是相互阻碍呢?[1]

(三)美国主导的TPP对东亚经济合作的冲击

作为影响东亚经济合作的域外因素,美国主导的TPP的冲击是最大的。TPP得到了RCEP 的7个成员国支持,包括文莱、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由于美国的积极推动,韩国、菲律宾、泰国、印尼甚至柬埔寨都曾表示要加入TPP。TPP对东亚地区一体化的影响主要表现以下三个方面:首先,TPP可能会削弱东盟在东亚一体化中的中心作用。目前并不是所有东盟成员国都加入了TPP,这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东盟内部的团结以及其在地区一体化进程中的领导作用;其次,TPP将最有活力的中国市场排除在外,将迟滞EAEC的推进;第三,TPP倡导的高标准和新规则可能会影响东亚经济和社会秩序。TPP倡导的高标准和新规则对处于当前发展阶段的许多东亚国家而言不切实际,而强行推进其规则可能会给东亚地区经济社会秩序带来负面影响。目前,TPP虽然因美国新当选总统特朗普的强烈反对而前景不明,但无论如何,美国都会是影响东亚地区合作进程的最主要的域外因素。

四、对推进EAEC路径的思考

EAEC建设虽面临上述挑战,仍处在摸索阶段,但机遇与挑战并存。随着新一轮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和国际产业转移,以及区域消费市场的逐渐孕育,以更紧密合作关系为目标的EAEC建设有助于提升各成员在地区生产网络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多融入区域消费市场,最终实现东亚地区平衡、包容、有韧性的增长和发展。从东亚一体化的现实来看,市场仍是推动区域一体化的主要力量,而积极推进政府间合作更是一体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润滑剂。为此,笔者认为东亚各国应继续以东亚方式推进EAEC建设,即在坚定支持东盟中心地位的同时,充分发挥“10+3”主渠道作用,有效利用现有多层次合作机制,努力构建新的重要合作机制。只要合作仍是东亚地区的主旋律,那么强大的市场力量必然使东亚成为一个各国都不可能脱离的经济共同体。

(一)坚持东盟中心地位,寻求平衡和包容性的一体化合作

东盟是东亚地区主义与地区国际政治现实相互妥协的最佳选择,在东亚地区合作和一体化进程中发挥了中心作用。当前,世界经济仍复苏乏力,国际经济格局深度调整,东盟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不断增强。但作为东亚一体化进程的中心,东盟仍需不断提高其竞争力、信誉以及推动区域贸易协定谈判(如RCEP)的能力。为此,东盟首先要加强自身机制建设。在AEC建设进程中,有效的监督机制在推动各国实施相应承诺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但由于人力资源有限、工作负荷量过大,东盟秘书处承担监督职能的“东盟一体化监督办公室”(AIMO)并不能完全胜任这一职责。因此,东盟秘书处可以通过寻求与第三方(如东亚地区的研究机构)合作,引进更多在关键政策领域具有丰富专业技能的人力和技术资源。如果可以审查成员国实际实施的政策以确保其充分执行对区域作出的承诺,那么这种监督合作将更加有效。其次,为了维护东亚建立共同市场的信誉,并为东盟国家带来切实的利益,东盟作为推动者,应为RCEP谈判制定更高水平的承诺目标,同时为最不发达的成员国提供足够的灵活性。第三,通过加强与中日韩三国合作,为实现AEC和东盟国家能力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支持,特别是为最不发达东盟成员国的人力资源开发提供帮助。其中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和缩小发展差距是最重要的两个领域。

(二)制定EAEC建设蓝图

基于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和经验,EAEC建设可以参考“AEC2015”和“AEC2025”,制定相应发展蓝图。目前可行的建议是由“10+3”各国分别指派13名高级代表组成一个高水平工作组(HLTF),负责制定有力可行的EAEC发展蓝图,明确到2020年或2025年(或分两阶段安排)要实现的主要成果,为东亚地区一体化指明方向。为保障建设蓝图的实施,还需要配套相关监督机构进行定期评估和持续跟踪。由于AMRO已升级为国际组织,可以考虑进一步扩展其职能范围,使其对EAEC蓝图的进展情况进行监督评估。为发挥示范效应和带动作用,可以选择几个优先领域成立专门工作组,推进部分领域更深层次的合作,比如贸易便利化工作组、互联互通工作组等。

(三)加强现有机制的合作以形成合力

为建设EAEC,应鼓励和支持有利于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种合作。首先,“10+3”是东亚地区实现政治、经济、社会共同体的主渠道,不断提升其合作活力,处理好该机制同其他东亚合作机制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向实现EAEC目标迈进。其次,应发挥中日韩合作的优势和潜力,加强三国对东盟共同体的支持,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共同推进区域一体化。再次,AEC建设可以使东盟在引领东亚经济一体化和合作过程中发挥中心作用。此外,东盟与其自贸协定伙伴之间的合作有利于加强双边经济关系,尤其能提高东盟在塑造地区经济合作架构方面的能力。还有,各种东盟次区域合作——由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组成的东部增长区;由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组成的经济增长三角、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等的推进,也有助于区域连通,缩小发展差距,帮助东盟最不发达成员国增强其执行区域协定的能力,加速区域一体化进程。

(四)尽早完成中日韩FTA和RCEP谈判

中日韩是东亚地区最大的三个经济体,将为东亚各国提供巨大的市场潜力。中日韩FTA的达成不仅对三国经济发展有利,也对东亚更大范围的一体化有利。加快RCEP谈判也是东亚经济一体化和共同体建设的重要一环。与TPP相比,RCEP更加注重为发展中成员国提供经济和技术合作,缩小发展差距,而TPP则要求其成员国更深层次的经济自由化,包含了保护劳工权利、环境和知识产权、国有企业改革等规定。这两个框架可以被认为是代表两个不同发展阶段的合作框架。不能满足TPP高要求的发展中国家可以首先在RCEP下实现经济发展,当达到TPP准入要求后再加入TPP。

(五)以功能性合作促进区域共同发展

由于东亚各国之间存在政治体系、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进行高政治意义的制度性合作之路必然是漫长的。因此,在努力推进区域合作的制度化(如RCEP和中日韩FTA)基础上,东亚国家应优先加强重点领域的功能性合作,以促进市场融合,缩小发展差距,实现利益共享和共同发展。1.要加强东亚互联互通。目前,来自中日韩的发展援助以及亚洲开发银行、“亚投行”以及“丝路基金”等都可以为“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MPAC)提供金融支持。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与MPAC在互联互通目标上存在很多相似之处,二者通过互补式实施软硬互联互通,从而推动贸易、投资和人文交流的深化合作。2.要推动实施“WTO贸易便利化协定”(TFA)。作为自1994年乌拉圭回合结束以来通过的第一个多边贸易协定,TFA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根据2015年世界贸易报告,全面实施TFA将使全球贸易成本平均降低14.3%,使全球出口每年增加约2.7%,全球GDP每年增长超过0.5%。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和GDP增长均超过发达国家,因此TFA的快速全面实施将使发展中国家获得最大收益。秉持开放地区主义原则,东亚一向支持世贸组织多边自由贸易体系。而且,AEC和EAEC与WTO的贸易便利化条款是高度吻合的。3.要深化区域金融合作。在地区开发性金融领域,应鼓励建立更多的渠道为发展项目融资。同时,应加强现有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亚投行以及金砖国家新发展银行间的合作,为区域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项目做出贡献。在区域金融体系稳定方面,为使CMIM真正成为一个有效运作的区域金融稳定机制,有必要进一步理顺其与IMF之间的关系;AMRO作为CMIM重要的区域宏观经济监测机构,亟需加强其内部治理结构和监管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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