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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论析——陈积敏
发布时间:2018-09-12  来源:
 

  【内容提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21世纪的中国提出的关于国际关系走向以及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方面的战略思想。全球性相互依赖加强、全球治理面临新挑战以及中国的大国责任担当构成其主要时代背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主要包括5个方面的内容,即持久和平的政治观、普遍安全的安全观、共同繁荣的经济观、开放包容的文明观以及清洁美丽的生态观。中国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首倡者与积极践行者,同时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方案的提供者,在实现这一愿景进程中发挥了中坚作用。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实践中国方案

  【作者简介】陈积敏,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21世纪的中国提出的关于国际关系走向以及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方面的战略思想。这一思想是在对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的冷静评估、对当今时代主要特征的深刻把握,以及对人类历史发展经验与教训的客观总结基础上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引着中国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国际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同时,这一思想在应对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与治理赤字,实现全人类的和平、稳定、繁荣、永续发展方面具有重大价值。可以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具有深邃的理论内涵、丰富的现实关怀、广泛的国际影响与深远的历史意义。中国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首倡者与积极践行者,同时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方案”的提供者,在实现这一愿景进程中发挥着中坚作用。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出的时代背景与核心内涵

 

  时代是思想之母。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首先需要弄清楚孕育这一思想的时代背景、为什么要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以及为什么是中国首先提出了这一思想。综合而言,全球性相互依赖加强、全球治理面临新挑战以及中国的大国责任担当构成了这一时代背景的主基调。

  (一)全球性相互依赖促使人类命运紧密相连

  当今时代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高度相互依赖性。其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发展的相互依赖性。环顾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要想获得发展,就必须融入到全球大的发展体系之中,奉行开放发展的理念与政策,同时将本国的发展战略与他国的发展战略很好地对接,这样才能实现共同的、可持续的发展目标。可以说,当今世界各国的发展机遇与愿景相互关联,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脱离于世界而获得发展。因而,这种发展必然是一种开放的、合作的、多赢的、共同的发展。

  二是风险与挑战的相互依存性。全球气候变化、生态环境恶化、恐怖主义、粮食安全、核危机、难民潮等一系列问题成为世界各国与地区共同面临的全球性挑战,需要全人类共同应对。可以说,风险与挑战的跨国性、联动性特点决定了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在风险与挑战面前不允许有“旁观者”“退缩者”,更不能有“转嫁责任者”“损公肥私者”。世界各国需要以负责任的精神同舟共济,共同面对挑战,合力应对危机,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三是议题的相互交融性。在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安全、社会、文化、科技等不同议题领域的边界已经远不如之前那样清晰可见,并且其相互交融性与交换性明显增强,从而极易引发“共振效应”。客观来说,这种议题领域的交互性特征使得国家间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从而要求各国必须以一种整体的、系统的视角与方法来加以应对与处理。总之,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各国日益相互依存、命运与共,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二)全球治理体系需要变革与发展

  当前,全球治理体系主要基于二战后由西方国家主导建立起来的一系列国际机制、规范、原则与模式之上。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国际权力配置的变化以及全球性挑战的日益严峻,现有的国际机制暴露出重大缺陷。联合国发布的《2010年世界经济与社会概览:重探全球发展之路》报告中坦承:“2008—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暴露了金融市场运作的体制性失效以及经济决策核心的严重缺陷,而且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是紧随其他几场危机爆发的”,粮食、能源、气候变化等“多重危机接踵而至,暴露了我们的全球治理机制在这些挑战面前存在的严重弱点”。[1]显见,当前全球治理体系面临诸多挑战,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现有全球治理体系无法反映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现实。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新兴市场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日益改变国际力量对比。仅以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为例。目前,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80%,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经济增长的驱动器与主力军。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8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预测,2018、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率皆为3.9%,而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2.5%与2.2%,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则为4.9%与5.1%。[1]然而,在全球治理体系的架构中,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发言权与它们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不相匹配。以IMF的投票权为例:美国占有16.52%的投票权,在重大事项投票中拥有一票否决权;其他发达国家如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的投票权分别为6.15%、5.32%、4.03%、4.03%;作为新兴经济体代表的中国的投票权也仅为6.09%。[2]对于当前全球治理体系“包容性与代表性很不够”的问题[3],其主要建构者们却漠然置之,并以各种方式阻挠、迟滞对现有全球治理机制进行必要的、与时俱进的改革与调整,从而使得这一治理体系表现出更为突出的滞后性、失衡性特征。

  上述状况又导致了第二个重要挑战的衍生与固化,即现有全球治理体系无法有效应对当前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全球治理失灵的现象屡屡发生。当前,国际格局正处于深刻变动之中,矛盾性、复杂性与不可预期性凸显,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大国战略博弈日趋激烈。大国既是国际体系变革的主导性力量,同时对国际体系的变化也十分敏感。大国重视国际体系的塑造,并将其作为占据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制高点的有效途径。从历史上看,国际体系剧烈变动时期,主要因国际力量格局的再调整、再平衡所起,而这一过程往往伴随着战争与动荡。二是全球民粹主义盛行,国家间共同利益逐渐让位于竞争性利益,甚至于排他性利益,国际关系“以邻为壑”的现象有可能愈演愈烈。2008年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后续效应仍未消除,全球贸易和投资低迷,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波动,世界经济处于艰难复苏之中。在此背景下,国家间矛盾日益突出,民粹主义、逆全球化、反建制政治等思潮在全球主要国家崛起。三是地缘政治因素错综复杂,地区热点问题难以破解,安全困境日渐深化;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扩张,以及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复合影响;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风险相互交织与叠加,这些都增加了未来世界发生冲突的危险。四是国际秩序存在失范的风险。在国际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政策内顾倾向加重,保护主义抬头,甚至于推卸、逃避国际责任。全球安全、繁荣等“公共产品”的供给有出现严重危机的风险,所谓的“金德尔伯格陷阱”呼之欲出。面对如此之多的问题,现有国际体系不仅无法从根本上做出解答,找到出路,甚至还使经济不平等、发展失衡等问题进一步扩大化。有鉴于此,国际社会迫切呼唤新的全球治理理念,构建新的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体系和秩序,开辟人类更加美好的发展前景。

  (三)中国有意愿也有能力“对人类有较大贡献”

  如果说上述两个方面阐释了为什么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那么这个方面则说明了为什么是由中国首先提出这一思想。概言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离不开中国的大国责任担当,这种责任担当至少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一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1]邓小平同志也反复强调这一点。[2]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同时他进一步强调,这个新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3]可见,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秉持“对人类有较大贡献”的理念,才使得中国在发展自己的同时也将注意力聚焦到世界的发展以及人类社会的未来。当各国在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人类社会往何处去”等问题茫然无措,以至于竞相自保的情境下,中国站出来,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国际社会应对挑战,为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提供思路、方向与信心。

  二是中国的综合国力提升。如果说,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提供了意愿基础的话,那么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则为其提供了现实基础与物质准备。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4]改革开放40年来,按照可比价格计算,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约9.5%;以美元计算,中国对外贸易额年均增长14.5%。[5]2013—2017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30%,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动力源。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近年来,中国在全球和地区治理层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推出了诸多行之有效的新政策新实践,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赏和广泛认同,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进一步提高。正是有了这样的基础与实力,中国才能有更强的信心、更多的能力为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

  基于上述背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站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高度,深入思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逐步形成了科学完整、内涵丰富的思想体系。总的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可以从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五个方面来加以理解与阐释。[1]

  第一,持久和平的政治观。实现持久和平是人类社会始终不渝的追求,但从历史上看,战争与动荡却总是如影随形。要和平、不要战争是各国人民朴素而真实的愿望。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各国需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大国往往是决定战争与和平的关键因素,也对地区和世界和平与发展负有更大责任。具体而言,大国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管控矛盾分歧,努力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关系。大国对小国要平等相待,不搞唯我独尊、以大欺小、恃强凌弱的霸道。国家间出现矛盾和分歧,要通过平等协商处理,以最大诚意和耐心,坚持对话解决分歧。走和平发展道路应成为各国共同的战略选择。

  第二,普遍安全的安全观。安全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是主权国家的一项根本利益。当前,国际安全形势动荡复杂,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安全问题的内涵和外延都在进一步拓展;同时,人类越来越利益交融、安危与共,日益形成为一个安全共同体。在这种新形势下,冷战思维、军事同盟、追求自身绝对安全那一套都已经行不通,各方应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以及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存在多大差异,都要尊重和照顾其合理安全关切。要恪守尊重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统筹维护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各国都有平等参与地区安全事务的权利、维护地区安全的责任,要以对话协商、互利合作的方式解决安全难题。要坚持共建共享原则,共同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

  第三,共同繁荣的经济观。实现共同繁荣与均衡发展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美好愿景,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应有之义。在全球经济高度相互依赖的背景下,各国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发展是第一要务,适用于各国,而人类命运共同体追求的是共同发展、平衡增长。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增强各国发展能力是必要条件。归根到底,发展要靠本国自身努力,要根据自身禀赋特点,制定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战略。同时,发展也离不开良好的国际环境,各国要共同维护国际和平,以和平促进发展,以发展巩固和平;要创造良好外部制度环境,加强全球经济治理,健全发展协调机制,各国特别是主要经济体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要维护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支持开放、透明、包容、非歧视性的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要优化发展伙伴关系,最大限度解决南北之间和地区内部发展失衡问题,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体人民,为世界经济全面可持续增长提供新动力。

  第四,开放包容的文明观。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是多元的,因而也是丰富多彩的。对于世界文明的多样性特征,各国要秉持尊重的、开放的、包容的态度来加以对待,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多样带来交流,交流孕育融合,融合产生进步。不同文明凝聚着不同民族的智慧和贡献,没有高低之别,更无优劣之分。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要促进不同文明间的交流对话,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使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

  第五,清洁美丽的生态观。人类只有一个地球,这是世界各国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本依托。然而,气候变化、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严重威胁到人类社会的存续。面对严峻现实,各国要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各国要将建设生态文明置于关乎人类未来的战略高度来统筹谋划,切实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要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平衡推进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等新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全球生态体系。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实践

 

  中国不仅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首倡者,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践行者,以实际行动展现了一个大国的使命担当。从国际战略层面而言,中国主要在以下方面做出了不懈努力。

  一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当今世界正经历着深刻而广泛的变革,机遇与风险并存,对于不断发展中的中国而言则更是如此。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国迫切需要统揽全局的国际战略。2011年9月,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内涵、总体目标、对外方针政策、时代背景以及世界意义等方面做了全面系统的分析与论述。[1]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确认并重申,“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2]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以“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题,全面阐述新时代中国的对外战略。[1]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结合时代特点与形势变化,在继承与延续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与发展了“和平发展道路”战略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明确了和平发展道路是一项战略选择。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二是强调了和平发展道路具有对等性特征,即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其他国家也要走和平发展道路,只有这样各国才能共同发展、和平相处。从本质上来说,和平发展是双方或多方良性互动的结果。三是阐明了和平发展道路与维护中国国家利益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牺牲国家的核心利益。任何国家不要指望中国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2]

  二是构建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中国在主要大国中率先把建立伙伴关系确定为国家间交往的指导原则,坚持“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及区域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初步构建起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伙伴关系不设假想敌、不针对第三方,体现了和平性、平等性、包容性。中国努力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中欧四大伙伴关系建设开花结果;中国同金砖国家团结合作日益深化。中国认真贯彻“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与地区国家携手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各层次、各领域合作全面展开,利益融合不断加深。中国积极践行正确义利观,着力加强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实现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合作架构全覆盖,推动同发展中国家合作迈上新台阶。

  三是推进开放共赢、包容发展的经济合作新格局。中国积极倡导以公平、开放、全面、创新为核心的发展理念,推动各国增强发展能力、改善国家发展环境、优化发展伙伴关系、健全发展协调机制,为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作出重要贡献。中国全面参与联合国框架内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的讨论与合作,积极推动制定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力深化国际产能合作,初步形成覆盖亚、非、欧、美四大洲的国际产能合作布局;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促进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改革完善。

  四是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并参与,一大批有影响力的标志性项目顺利落地。2014—2016年,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额超过3万亿美元,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累计超过500亿美元。中国企业在20多个国家设立了56个经贸合作区,为有关国家创造近11亿美元的税收和18万个就业岗位。[1]正因如此,“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与普遍支持。2017年3月,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关于阿富汗问题的第2344号决议,首次载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呼吁国际社会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等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敦促各方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安全保障环境,加强发展政策战略对接,推进互联互通务实合作。[2]可以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及稳步推进,集中展现了当今中国外交的全球视野和开拓进取;同时,“一带一路”及其不断完善的合作机制,更是新时期中国贡献给世界的重要公共产品。[3]2017年1月17日,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的主旨演讲中强调:“中国人民张开双臂欢迎各国人民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1]“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对这一庄严承诺的坚定实践。

  五是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安全是民族国家追求的首要目标。各国所秉持的安全观或安全理念则成为影响国家间安全关系,乃至于整体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面对此起彼伏的国际地区热点以及纷繁复杂的各种全球性挑战,中国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走出一条各国共建、共享、共赢的安全之路。中国提出“解决热点问题三原则”(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反对强加于人;坚持客观公道,反对谋取私利;坚持政治解决,反对使用武力),践行中国特色热点问题解决之道,为推动伊朗核、叙利亚、南苏丹、阿富汗、朝鲜半岛等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作出重要贡献。例如,在朝核问题上提出“双暂停”倡议(朝鲜暂停核导活动,美韩也暂停大规模军演)与“双轨并进”思路(将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建立半岛和平机制结合起来),力图实现半岛无核化与长期和平稳定;倡导处理南海问题“双轨思路”(有关争议由直接当事国通过对话协商寻求和平解决,南海的和平稳定由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维护),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同时坚定致力于同地区国家共同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2]中国深入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是安理会“五常”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贡献的维和经费已上升到世界第二位。中国加入联合国新的维和能力待命机制,建立8,000人的维和待命部队,设立常备成建制维和警队。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

 

  “独木难成林”。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没有经验可循,需要发挥整个国际社会,尤其是大国之间的积极性与能动性,加强相互间的信任、合作与协调。中国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首倡者,在这一美好愿景的实现进程中,国际社会不仅关注和见证着中国的实践,而且更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

  第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要转变旧思维,树立新观念。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弱肉强食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兵黩武无法带来美好世界。人类再也承受不起世界大战,大国全面冲突对抗只会造成两败俱伤。国际社会应该超越国际关系中陈旧的零和博弈,超越危险的冷战、热战思维,超越曾把人类一次次拖入对抗和战乱的老路。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各国人民共同愿望。中国主张各国人民同心协力,变压力为动力,化危机为生机,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唯有如此,世界各国才能在面对风险与挑战之时同舟共济,权责共担,才能创造更多发展机遇,增进人类共同利益。

  第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要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尤其是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当前,全球治理体系在代表性、广泛性、有效性等方面亟需提高与改善。这首先需要建构起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并在实践中不断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唯有如此才能建构起反映国际政治经济变化的现实、并能够应对不断衍生的新危机新挑战的全球治理新架构。其中,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变革与完善具有基础性意义。世界各国应通过深化合作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只有通过世界平衡增长才能逐步缩小世界各国发展中形成的差距,共同分享发展成果,实现世界大同,真正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否则,即使缩小了世界差距也会被新的不平衡发展所打破,人类命运共同体更是奢望。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在需求世界各国的利益融合与平衡增长,它们之间是互为条件、相互促进的。“利益融合,是世界经济平衡增长的需要。平衡增长不是转移增长的零和游戏,而是各国福祉共享的增长”。[1]世界各国要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构建开放型经济,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发达国家应致力于增强发展中国家自主发展能力的建设,从而为实现全球经济均衡、普惠、可持续增长提供不竭动力。

  第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要建立起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首先,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要加强和完善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联合国宪章奠定了现代国际秩序基石,确立了当代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联合国也已成为最具普遍性、代表性、权威性的国际组织,和平与发展成为联合国最重要的议题,联合国也成为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的最重要平台。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并不意味着要将现有体系推倒重来或另起炉灶,而是与时俱进地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进行必要的改革和完善。我们所主张的改革完善,是要改变全球治理体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推动各国在国际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努力使当前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更加公正合理。其次,要不断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中国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的安全,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以强凌弱,维护和弘扬国际公平正义,积极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表示:“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对世界好、对世界各国人民好,要由各国人民商量,不能由一家说了算,不能由少数人说了算”。[2]最后,是需要大国切实肩负起历史与时代责任。纵观世界,各国能力和水平存在差异,这意味着在同一目标下各国应该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其中,大国应该发挥其特殊作用,为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实际上,大国在承担其历史责任与时代责任的同时也在不断提升其国家威望与国际地位。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大国可以罔顾他国意愿主导世界。习近平主席指出:“作为大国,意味着对地区和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更大责任,而不是对地区和国际事务的更大垄断。”[1]因此,大国需要明确责任担当与权力边界,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进程中发挥建设性、引领性作用。

  第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2]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国际社会。实际上,西方国家所主张的“普世价值”“文明冲突”等观念从本质上讲都是将某一种观念放之四海而皆准,成为举世公认的真理,并且将这种价值观念凌驾于其他价值观念之上。这既不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与现实,也不能为世界带来和平与安宁,更不是人类社会发展所应有的轨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必须要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交融,实现不同文明的共存共荣。尊重文明的多样性,最重要的体现在尊重各国对于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选择上。中国主张应该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世界上没有万能的、一成不变的、千篇一律的发展模式,只有最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各方应该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和发展模式多样化,既要各种文明和文化“各美其美”,也要通过文明对话和文化交流,使各种文明和文化“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文明相处需要和而不同的精神。只有在多样中相互尊重、彼此借鉴、和谐共存,这个世界才能丰富多彩、欣欣向荣。”[1]

  第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要建立起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全球生态体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追求人与自然共生共存共荣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人与自然积极互动、不断交往的演进史。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是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保障。然而,当前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与生态系统的失调,已严重威胁着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正源于此,中国提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2],这大大丰富和完善了现代化的内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现代化必须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基本前提,只有高楼大厦、没有绿水青山的现代化不是真正的现代化;二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是不发展、不作为,而是要通过高质量的绿色发展,实现现代化。[3]有鉴于此,世界各国迫切需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全球生态体系,一方面要坚持环境友好,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另一方面要加强全球生态治理的国际合作,维护全球生态安全,共同构建公正合理共赢的全球生态治理体系。

  【收稿日期:2018-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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