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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时代“战略机遇期”的再思考--王栋
发布时间:2018-02-24  来源: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纵观全局,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1]这是我党在全面深入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做出的全局性、根本性的战略判断。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纵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2] 2017年,在新时代条件下“战略机遇期”是否还存在,如何重新理解其定义与内涵并进行把握?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作深入讨论。

 

一、新时代中国的“战略机遇期”是否仍存在

 

  自从党中央作出“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以来,中国的安全环境发生了许多深刻变化。特别是2008年奥巴马政府执政以来积极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将战略重心东移,对中国构成一定战略压力,使中国周边的安全环境趋于复杂化。目前,国内学界对于“战略机遇期”问题出现一些争论。有学者认为,不宜再提战略机遇期,因为“期”是会结束的,当初提出的“20年战略机遇期”只剩下3年了,即将结束。还有学者认为,美国近年高调“重返东亚”,实施战略东移,把矛头对准中国,而特朗普政府在战略上继续对华实行“离岸平衡”的态势未改变,中美崛起国和守成国之间的矛盾凸显,客观上战略机遇期已经不存在了,因此中国不能再“韬光养晦”,要敢于“亮剑”。

  这些看法多少都有些道理,但也有不足之处——其观点背后反映了一种假定,即认为战略机遇期是因为美国反恐,无暇东顾,所以中国可以“闷声发大财”;而近年来美国进

  行战略东移了,因此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就结束了。这恐怕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看法。笔者认为,在新时代条件下,中国的战略机遇期仍然存在,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判断。

  (一)战略机遇期形成的时代背景没有变

  这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冷战结束至今全球化趋势不断加深,各国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尽管地区热点冲突不断,国际秩序进入调整震荡期,新的不确定性有所上升,但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趋势并没有改变,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应该说,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各国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有所上升,学术界继2001年“9·11”恐怖袭击以来,再次出现了关于所谓“逆全球化”的讨论。[1]但是,正如著名的全球化问题专家大卫·赫尔德(David Held)和安东尼·麦克格鲁(Anthony McGrew)所指出的,推动全球化发展的深层次驱动因素,在可见的未来仍将继续存在。这些因素包括:与信息革命相关的全球通讯基础设施的不断变革;与世界信息流动密切联系的物流与服务的全球市场不断发展;由跨国公司所推动的新的全球劳动分工;冷战的终结以及世界范围内民主与消费价值的扩散;与经济需求模式、人口结构变化和环境恶化相联系的全球移民和人员流动的增长。他们认为,这些因素所构成的结构性进程产生了全球相互联系性的紧密模式。因此,以民族国家为代表的政治共同体被由相互重叠的力量、关系和网络所构成的复杂结构所网罗。[2]此外,总的来看,经济全球化的势头并没有出现根本逆转,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度继续提高。数据显示,2015年,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国的出口总量达到16.2万亿美元;2015—2016年,由于世界能源价格大幅下降,世界贸易总额出现短暂下滑,但贸易总量仍分别保持了2.7%和2.2%的增长率;由于2016年底发达经济体和中国经济向好趋势的出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2017、2018的世界贸易增长预期分别调高至3.8%与3.9%。[1] 2017年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主旨演讲中也明确指出,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没有改变,“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不是哪些人、哪些国家人为造出来的”。[2] 

  二是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世界体系性大战的性质,使得大国之间爆发大战的可能性消退。[3]在高度相互依存的全球化时代,国家特别是大国,以战争手段解决相互之间争端的成本大大升高。不仅如此,以战争方式解决争端还受到国际规范的制约。事实上,国家已无需(也不可能)通过战争手段获取领土和市场。相反,在全球化条件下,国家可以通过正常的贸易手段参与全球市场竞争而积累财富,从而成为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 Rosecrance)所说的所谓“贸易国家”。[4]

  (二)中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为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维护和拓展中国的战略机遇提供了基础与可能

  自党的十六大以来的十几年间,中国综合国力大幅提高,国民生产总值(GDP)翻了近8倍,从2002年的1.45万亿美元增长至2016年的11万亿美元;经济总量从2002年的世界第六位,跃居至2010年的世界第二位;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份额则从2002年的4.4%提高到2016年的14.84%;对外贸易总量跻身世界前列,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1]此外,自2010年1月1日起,中国—东盟自贸区正式启动,其贸易量占世界总贸易量的13%,涵盖11国、19亿人口,有超过10万亿美元的GDP、4.5万亿的贸易额,是全球人口最多的自贸区。[2]换言之,中国在过去十几年中的快速发展与崛起,使得其国力与国际影响力都大幅提升。并且可以预见,在未来20年,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改变经济增长模式,提高增长质量与效率,发挥西部增长潜力,中国经济仍将有望继续保持稳定增长。

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在地区机制与全球治理中已经并且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领导性角色。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投票权为例。2010年IMF改革前,中国在该组织中的份额和投票权占比分别是2.34%和2.28%;经过多轮改革,自2016年1月26日始,中国的份额和投票权占比分别提高到6.41%和6.09%,仅次于美日,且与第二位的日本十分接近(日本的份额和投票权占比分别是6.48%和6.15%)。[3]此外,中国还牵头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响应和支持。毫无疑问,这些都表明中国在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中话语权和影响力的提升。这为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维护和拓展中国的战略机遇提供了基础与可能。

  (三)美国因素

  奥巴马政府高调提出“重返亚太”“亚太再平衡”战略,造成近年来中国周边环境进一步复杂化,对中国构成一定的战略压力。作为全球性霸权国,美国将长期深度卷入中东事务,阿富汗、巴基斯坦的局势不容乐观,反恐任务仍然艰巨,美国仍将维持全球性存在。应该说,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是回到了美国二战后的“离岸平衡”战略传统上来。[1]

  总的来看,自从冷战结束以来,面对中国崛起带来的不确定性,美国对华采取了混合接触、防范、牵制、制衡等对冲或“两面下注”战略。美国对华对冲战略的雏形是1995年时任美国助理国防部长的小约瑟夫·奈提出的“融合但同时对冲”(integrate but hedge)的战略。[2]小布什政府时期开始更加明确地将对冲作为美国对华战略的主轴,一方面提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与中国进行积极接触,试图将崛起的中国纳入现有国际体系;另一方面,通过加强与盟友和伙伴的关系,以对冲中国一旦崛起之后变得富有侵略性的风险。因此,美国对华对冲战略中有防范、牵制和制衡的因素。但对冲并非遏制,其主要目标是减少中国崛起带来的潜在风险,“塑造”中国的偏好和行为,把中国纳入美国所主导的现有国际体系之中,总体上也愿意容纳中国,鼓励中国发挥更多的领导作用。[3]

  自2009年以来,由于美国认为中国在海洋领土争端等问题上开始变得日益“咄咄逼人”,其“中国威胁论”的认知有所上升,因此美国对华对冲战略中的威慑、制衡等强制性因素有所加强。[1]自2017年1月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其内外政策出现一定的“内向”特征,但在亚太政策上预计将实施没有“亚太再平衡”标签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换言之,美国对中国采取混合防范、牵制和制衡等策略的总体对冲战略态势不会发生根本改变。

  综上所述,从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与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来看,可以判断,在新时代中国依然处于可以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

 

二、如何重新理解新时代战略机遇期的定义与内涵

 

  顾名思义,“战略机遇期”指的是国内外各种因素综合形成的,能为一国发展提供良好机遇,并对其历史命运产生全局性、长远性、决定性影响的某一特定历史时期。[2]笔者认为,新时代中国依然处于战略机遇期,但对其定义与内涵需要进行重新理解。

  从原有定义来看,战略机遇期是客观形成的一个特定时间段。但实际上战略机遇期的形成与能否延续,不仅取决于国内和国际的客观因素,更可以主动塑造。而且随着一国的不断崛起,其塑造战略机遇期的能力也会不断增强。从更广的时空坐标来看,历史上崛起大国都曾面临如何把握战略机遇期的问题。有的国家抓住了机会,有的国家则错失了机会。比如,普鲁士首相俾斯麦运用高超的战略与外交谋略,争取到了战略机遇期,为德国统一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俾斯麦之后的德国却放弃了原先的战略约束,在利益集团、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想的推动下,日益骄躁,走上了战略扩张的道路,与英国进行海军军备竞赛,争夺霸权,最后导致一战战败和德意志第二帝国的灭亡。[1]历史上也有成功把握战略机遇期的例子。比如,美国在19世纪下半叶快速崛起,国力大幅上升,到1890年工业生产总值已经超过英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生产国。但是美国奉行战略自我约束,在对外战略上规避与当时的霸权国英国进行战略冲撞,对内集中精力处理在快速崛起过程中出现的贫富分化、腐败等国内复杂矛盾。美国社会掀起一场广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运动,即“进步运动”,旨在重建社会价值体系和社会经济秩序。通过制度层面的广泛改革兴利除弊,着力解决高速工业化时期出现的矛盾和危机,为美国崛起成为世界领导型大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十分重视战略机遇期问题。2013年10月24日,他在周边外交工作会议上指出,周边外交要“维护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使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从而有助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3]在2014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强调:“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明确指出中国应在新的国内外环境下去发现、寻找和利用好机遇期。[4]同年11月,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我国发展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最大的机遇就是自身不断发展壮大,同时也要重视各种风险和挑战,善于化危为机、转危为安”,再次强调善于寻找和转化机遇的重要性。[1] 2017年2月,习近平主席在国家安全工作会议上要求国家安全工作必须“立足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大背景来谋划”。[2]可以说,习近平主席关于“战略机遇期”的重要论述构成了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元素。

  习近平主席指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3]从这个意义上讲,战略机遇期服务于中国梦,服务于中国和平发展、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国力大幅增强,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今非昔比,但国力增长的本身并不必然保证战略机遇期能够得到延续。中国国力增长之后,采取什么样的对外战略和政策,不仅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外部世界对中国的认知,也将决定中国的战略机遇期能否得到延续。换言之,战略机遇期是中国整体外交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对于它的思考,要服从于这个大的前提。

 

三、如何把握新时代“战略机遇期”

 

  要把握新时代战略机遇期,一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二是要处理好不断崛起的中国与世界特别是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可以将其归纳为“两个坚持,两个越”,即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坚持合作共赢和平发展战略不动摇;同时,越是发展了强大了,越要保持谦虚谨慎。只要中国和平发展的态势能够保持,战略机遇期就能够得到维持和延长。未来中国要把握战略机遇期,继续和平发展,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需要处理好以下几对关系。

  (一)要运筹处理好与国际体系现有的主导国美国之间的关系

  最重要的一点,是要争取把与国际体系现有主导国美国的关系稳定在合作的轨道上“不出轨”,防止中美安全困境进一步加深,从而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稳定与合作性的中美关系仍是我们未来二三十年、乃至更长时间和平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这是因为中美在亚太既有竞争和冲撞的因素,但也有合作和共享的利益。应当站稳阵脚,冷静观察,沉着应对,正确分析和认识美国在南海、东海等问题上的意图和目标,既坚决捍卫主权与领土完整,又处理好主权、安全和发展的关系。从战略层面看,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础仍然是接触、合作混合牵制、防范的“对冲”或“两面下注”战略,但并非明确的遏制战略。因此,在对美战略分析和规划上,应当注意避免简单化的判断和反应。

  应当妥善应对美国在亚太的战略动向。通过加强与美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以及安全议题上的合作,扩大中美利益交汇点,增加中美互信,避免战略敌对,降低区内国家利用中美矛盾渔利的心态,增加中国战略回旋空间。

  2017年伊始,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和执政后在对华政策方面发出一些不利于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言论,中美双边关系的氛围受到负面不确定性的影响。在此关键时刻,习近平主席访美并与特朗普总统在佛罗里达海湖庄园举行会晤。中美元首海湖庄园会晤建立了四个中美全面对话机制,特朗普政府也通过公开的外交言论,承诺与中国共建以“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原则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1]海湖庄园会晤对于在战略的高度校准中美关系发展的航向、减少两国关系发展的不确定性、规划未来中美关系的路线图具有重要意义。 [1]

  (二)要运筹处理好中国与周边的关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世界格局变化的趋势和脉络,在整体外交布局中突出周边外交作用,通过对周边国家的密集出访,构筑大周边外交格局。2014年11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切实抓好周边外交工作,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秉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深化同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和互联互通。

  中国积极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提出了“一带一路”等重大合作倡议,牵头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积极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等多边框架。中国通过积极提供地区安全与稳定等国际公共物品,主动参与地区多边机制的构建与发展,加大了对周边国家战略再保证的力度。

  中国应继续深化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合作以及中国—东盟互联互通的建设,夯实中国与东盟全方位、深层次、战略性的合作基础。并适时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具体机制,在双边基础上积极推进和相关声索国的磋商与谈判,在条件成熟时稳步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的签订,以实际行动消解美国及其盟友“制定规则”倡议对中国带来的战略压力,掌握设置议程的主动权和话语权。2017年8月6日,在中国和东盟外长会议上各方一致同意通过了“南海行为准则”框架文件,这标志着有关“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迈出实质性的一步,将为下一步准则细则的磋商奠定坚实基础。

  总的来讲,周边外交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发有为推进周边外交就是要坚持睦邻友好、守望相助,深化互利合作、互联互通,维护和用好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同时,努力推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政治关系,加深经济纽带,深化安全合作,密切人文联系,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的基础,使周边成为中国和平发展的坚实的战略依托。

  (三)要运筹处理好国内国外两个大局的关系

  最后还要处理好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的相互关系,要加强官民互动、官学互动,充分发挥民间外交、智库外交的作用,加强对国内舆论和民意的教育、引导,营造理性、务实的舆论氛围,为外交工作和中国和平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同时,要加强外交战略的统筹协调,包括在机制和制度上的建设。

  总之,在当前国际格局和秩序大调整、大分化、大变革的背景下,应理智而清醒地分析国际形势和全球大势的机遇与挑战,把握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以全球治理和“一带一路”建设为突破口和抓手,积极提出中国方案,提升中国在全球舞台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引领全球治理,提高中国塑造国际规则和国际秩序的能力,提高国际社会对中国影响力和领导权的认受度。通过奋发有为的外交政策化危为机,变不利为有利,解决好中国在进一步崛起为全球领导型大国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挑战,并使其转化为有利的发展机遇,主动塑造中国未来的“战略机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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