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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类进步事业的历史高度看十九大的国际意义--时永明
发布时间:2018-02-24  来源: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再次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确定了方向和路径,因而令世人瞩目。十九大报告[1]蕴含着一个核心理念,那就是将中国的发展视为人类社会进步伟大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2]基于这种以人类进步为核心的思想,中国的发展事实上扮演着两种角色,一方面是要使古老的文明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复兴;另一方面是要为人类社会的进步、解决人类的认知困境贡献新的探索实践,特别是要为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发展提供经验。换句话说,中国将通过改变自身来影响世界,将通过自己的进步来带动世界的进步和发展。从这个视角看,中共十九大的成功召开无疑将对世界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一、进步是人类发展的核心动力与目标

  在现代语言里,“进步”如果用在人类社会,则主要指人类理性和文明程度的提升。在现实中,如果我们能够从人类整体进步的角度来观察和处理国际国内问题,那么许多事情都能够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人类从80万年前开始逐步超出其他生物成为万灵之首,源自于人类在生存斗争中具有了认知自然、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正是人类认知能力的不断提高,才使人类能够不断发展。

  人类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是推动其进步的核心动力。在人类整个发展的过程中,其进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表现为生产力的发展,人类通过发展生产力来解决自身的物质需求;二是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社会构建体系的日趋合理,以及人的理性和道德水准的不断提升。这两方面是紧密相连的。人类从利用自然、靠狩猎采摘生存,

  发展到改造自然、靠生产活动生存,形成了日益复杂的社会分工体系,人类社会的构成也越来越复杂。这两方面的进步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生产力的提高既需要对自然界认知水平的提高,也需要人类社会体系的进步。纵观人类在这两方面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人类只有在认知上取得足够进步之后,才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大约2,500年前,人类才意识到“进步”这个概念。[1]这恰巧是德国历史学家雅思贝斯所说的“历史轴心期”。这一时期,东西方同时出现了对人类自身认识的飞跃性进步——人类开始从无意识的进步转向有意识地寻求自身发展。“通过意识到自身的限度,人类为自己树立了最高目标。”[2]不过,对于欧洲人来说,在经验意识上切实体会到进步的意义,是1492年发现美洲大陆和美洲印第安人之时。当时,欧洲人第一次看到发展水平与自己如此不同的人。北美印第安人几乎被灭绝的事实使我们明白两件事:第一,至少在那个时候人类还是相当野蛮的;第二,当人类历史从地域史走向全球史、各文明之间出现竞争关系之时,不进步不仅是不能发展,而且还将面临文明存续的危机。

 

二、人类进步的进程是曲折复杂的

  进步是通过人类认知水平的提高而实现的。但这种认知一定是集体性的,而非个体性的,而且往往要通过社会性实践才能达成。因此,进步的过程是复杂反复的认知进程,而不是直线前进的方式。即便是较人文科学相对客观性较强的自然科学的发展,也同样如此。欧洲近代科学发展之初,即使是在哥白尼死后半个世纪,当时最伟大的天文学家仍拒绝他的理论。[3]所以,欧洲近代史也是一个进步和野蛮相伴的过程。欧洲从中世纪进步到近现代社会,主要发生了三方面的变化:一是国家的政治权力形态从神权、王权转向民权;二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经济步入工业化时代;三是经济生产方式从自然经济转向资本主义方式。其中,前两个方面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进步意义很容易理解。虽然科技进步也使人类战争的形态发生根本变化,变得更加残酷,但毕竟战争是人类经济和政治关系的产物,而不是科技的产物。而对于资本主义在人类进步上的意义则很难评价。只能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工业化生产力的发展是基本相适应的。但是,由于其运作原理是以资本追逐利润为核心,将人类解决自身生存之物质需要的经济系统完全物化为利润的生产体系,即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把经济从一种服务于社会的子体系,蜕变为牟取利润的机器。[1]所以,其给人类社会带来的问题同样也是显著的。除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给社会带来的冲击,以及财富向少数人集中导致贫富分化而带来的社会撕裂之外,资本主义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的最大危害是殖民主义的侵略扩张和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在帝国主义时代,西方学术界发展出一整套控制世界的地缘政治理论,不仅为希特勒所用,而且至今依然在危害人类。如果科技、工业和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最终结果是少数人用暴力统治多数人,那这些发展能不能算是人类真正的进步?

  正是由于资本主义这种显著的缺陷,伴随资本主义发展而出现的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以及依照这种理论而产生的运动与实践。社会主义理论认为,资本主义是必将被社会主义所超越的发展阶段,因而社会主义者更关心人类社会的进步。无论对这些思想和社会实践如何评价,谁都无法否认正是这股进步力量对终结两次世界大战和西方殖民主义所发挥的重要积极作用。而二战后确立的主权国家平等、相互不得侵犯原则奠定了人类社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基础。

三、战后秩序形成人类进步的新起点

  从人类社会进步的视角看,战后的世界至少有三点显著进步。首先,人类第一次开始形成以主权国家为核心的,由各种政治、经济、历史关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全球性体系。其次,在国际关系上,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已经从理论和政治乃至国际法架构上被否定。第三,就民族国家的基本形态而言,现代性的以民权为核心的国家形态已被普遍接受。当然,历史的实际进程相当复杂,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并没有因为联合国宪章的确立而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所以民族解放运动曾是战后世界政治的主旋律之一。而殖民主义大约用了20多年才基本退出历史舞台。如果考虑英国直到1997年依然以殖民者的心态将香港交还中国,那么这个进程结束得更晚。伴随民族解放运动的是大冷战中夹杂小热战,以及个别大国以颠覆性手段介入某些中小国家内政。这些都使人感觉到帝国主义并没有离去。所以,人类社会的进步并不是一条原则或一个概念确立之后就会自动发生的。

  战后的进步局面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有密切关系:社会主义运动对殖民主义退出历史舞台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社会主义思想同样对西方世界内部具有较大影响。战后,西方国家也大量吸收社会主义元素,从野蛮资本主义步入到福利资本主义,并且通过对中产阶级的培育来消弭阶级对立。

  但是,战后的世界存在两大问题:一是东西方对立,资本主义阵营对社会主义阵营采取冷战政策;二是南北矛盾,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着不平等的经济关系。东西方对立可以说是地缘政治利益与意识形态冲突的综合产物。这种对立造成了很多认知上的扭曲,至今依然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对立最后演变为美苏争霸,也说明人类要走出帝国的历史形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南北矛盾更为复杂。对于数量众多的刚刚摆脱殖民统治、获得政治独立的国家来说,从表面上看国家前行的目标很清晰,即从前工业化国家步入到现代化国家,但要实现这个目标却不简单。首先,由于外来统治所造成的社会历史进程断裂,国家需要重构政治生态;其次,面临发展道路选择的困境,因为冷战以及地缘政治的争夺,几乎每个国家都受到外来力量的干扰;第三,面临发展方式选择的困境。政治生态的重构和道路方式的选择往往导致国内激烈的政治冲突。而在冷战的环境中,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方式,不仅取决于一个国家对自身发展条件和环境的认识,也取决于该国与西方国家处于什么关系状态。从另一个角度看,南北关系的矛盾可能更加清晰。战后,西方国家在经济上靠什么支撑来实行福利主义和培育所谓中产阶级呢?他们靠的就是发达国家工业品的垄断利润和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的血汗价格之间的巨大差异。而这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构成了南北国家间不平等的主要表现形式。一个发展中国家要摆脱这种局面的唯一办法是尽快地实现工业化,但这又成了一个比公平贸易更复杂的改变世界生产体系的命题。而在这方面,南北矛盾更加尖锐。

 

四、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进步”瓶颈

  冷战结束后的世界,出现了经济前行、政治倒退的现象。冷战终结的原因很复杂,但首先是苏联从社会主义国家演变为霸权主义国家后,从根基上动摇了社会主义阵营。1972年中美关系破冰后,从政治格局上东西方对立已经变成美苏争霸。1979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大大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苏联没有选择改革的道路,而是采取了彻底放弃过去、重新选择道路的方式。所以,冷战是以华沙条约组织解散、经互会瓦解和苏联解体的方式而终结的。

  冷战的终结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政治条件。经济全球化成为冷战后世界局势发展的主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南北矛盾的克服,都需要从全球贸易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寻找答案,这在解决发展问题的方式上可以说是一种进步。不过,世贸组织的发展如今也遭遇瓶颈,因为西方国家希望通过强调规则的一致性来维护自身的优势地位,故意忽视由西方殖民历史导致的南北之间不平等问题。

  不过,经济全球化真正的障碍在于冷战后美国在政治上开起了历史倒车。冷战结束导致世界政治力量格局从两极制衡转向一超独霸的形态。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绝佳的格局,所以美国人希望历史就此停滞。于是在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认知方面,美国将自己的意识形态绝对化。美国的意识形态并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和民主自由,其核心是美国的主宰地位。1992年,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福山发表专著——《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提出人类社会的“历史终结点是民主自由的资本主义”,并因此一举成名。这反映了美国知识精英阶层的总体心态。对这种心态可以解读为,一方面美国希望其他国家的人民不要再进行方向性探索;另一方面也表示美国的知识精英已经放弃了对寻求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认知义务,或者是承认了自己已经没有能力对人类进步获得新的认知。所以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美国已经在人类进步的问题上遭遇认知瓶颈。

  与美国知识精英认知能力相对应的,是美国总统克林顿提出了防止任何可能挑战美国霸权地位的国家出现的战略,并在国际上实行“新干涉主义”政策。这几乎就是一出讽刺剧——在美国认为自己的所谓“民主”就是人类发展的最高境界的同时,还要在世界上确立一种唯美独尊的专制体系。当然,相应地,西方知识精英以貌似“进步”的姿态提出了所谓“人权高于主权”“民主和平论”以及“霸权稳定论”等一系列配合“新干涉主义”的“理论创新”。2017年10月,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举行独立公投并宣布独立,欧美国家都对西班牙政府以强力手段解决问题给予支持。但几乎所有人都立即联想到,20世纪90年代,同样是这些国家,却都在强力支持南斯拉夫内部的分离主义者,并且以军事暴力打压了反对分裂、维护自己权利的塞尔维亚人。从波黑战争到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乌克兰乱局,直到今天仍在进行中的叙利亚战争,“新干涉主义”制造了三大认知悖论:用发动战争的方式缔造和平(“霸权稳定论”);用制造人道主义灾难的方式维护人权(“人权至上论”);用暴君的方式推广民主价值(“普世价值观”)。

  这三大悖论对人类进步产生了许多影响极为深远的负面效果。首先,颠覆了战后以主权国家平等、互不侵犯为核心的国际秩序,使非美国盟友国家的安全陷入不确定状态。这显然破坏了经济全球化发展所需要的政治安全基础,加剧了人类社会的分裂,使一些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更加困难。其次,制造了空前的人道主义灾难。战争的最大受害者从来都是普通百姓。欧洲周边地区连年的战争使大量难民涌入欧洲,激起了欧洲本土居民的反弹。2017年,欧洲一些国家在选举中的激烈矛盾和德国右翼势力在选举中的崛起,都与难民潮的涌入有关。第三,为国际恐怖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政治和地理空间,导致了极端主义的“伊斯兰国”(IS)的出现。第四,美国的穷兵黩武也给自身社会带来文化心理的反噬效应。美国的暴力文化源自于其建国过程。居民需要拥枪自保,警察执法过度使用暴力和枪支,都是美国的文化现象。但是,当人类社会已经进入21世纪,而美国政府还在用各种先进武器在国际社会上以血腥的方式表达意见之时,要指望美国社会的暴力文化能有多大程度的改变都是枉然。近几年,美国社会日益增多且越来越血腥的枪击案,虽然有时勉强可以和恐怖主义挂上钩,但更多的其实可以看作是美国政府的国际暴力行为在国内的文化心理反噬。

  不过,冷战后美国所作所为的最大影响是使人类社会失去了进步的方向。人类的进步和世界文明发展的方向,第一步是解决人类生存所需的物质生产能力。这一步已经基本实现,所存在的贫穷、饥饿和无家可归,主要是人类之间的相互冲突、社会制度依然不够公平、经济生产发展依然不平衡所导致。所以,进步的第二步目标首先应该是消除冲突,并在此基础上寻求广泛的公平、更加均衡的发展。从人类发展进步的角度说,如果我们不能实现第二步目标,我们都无法声称自己是真正的文明人。但美国的政策恰恰是背道而驰——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想要构建一个以自己为绝对领导,以西方国家及盟友体系为支撑的金字塔体系,相当于把整个人类历史推回到罗马帝国时代。可以看到,从亚太地区到印太地区,从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到特朗普重启美日印澳四国机制,美国又埋下了新的冲突基因。而2017年12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再次刺激起中东的历史仇恨,这很可能诱发新一轮动荡冲突。如果人类历史就如福山所说,终结于这种依然相互仇恨厮杀的时代,那么人类的前途恐怕将极为暗淡。

  人类的发展前景未来可能将不完全取决于人类自己,因为人类正在为自己制造一个新的挑战者,那就是原本用于造福人类生活的科技发展可能即将超越人类的控制范畴。2017年一个引人瞩目的消息是沙特政府授予女性机器人索菲娅沙特公民身份,使其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入人类籍的机器人。而且,索菲娅还接受了《纽约时报》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采访,并进行了令人吃惊的复杂的人机对话。[1]但这还仅仅是个弱人工智能。根据谷歌公司工程总监库兹韦尔提出的“奇点”理论,到2045年将会出现强人工智能,当突破这个节点一个半小时后,这个强人工智能就迅速变成超级人工智能,其智能瞬间达到普通人类的17万倍。这就是改变人类种族的“奇点”——电脑智能与人脑智能兼容的那个时刻。[2]而到那时,人类是否会面临美国电影《终结者》中所描述的命运,还真难以预料。目前,关于个别科技发达国家在生物、基因、人工智能等技术领域积极进行军事用途研究的报道并不少见。这种研究的逻辑是极为荒唐的,因为作为一个移民国家,自己本身的人口包含了所有人种和几乎所有国家的人,他在试图毁灭其他国家或种族的时候,实际上最终也会毁灭自己。

  从人类进步的角度看,当前全球发展的核心瓶颈是一些主要国家依然缺少对人类整体性的真正认知,其行为方式以个体利益至上为准则,以零和游戏为基本模式,忽视人间基本道义,不懂得只有在人类社会整体进步和发展的基础上,每个个体的民族、个体的国家乃至个体的人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五、中国的发展对人类进步事业的重要意义

  厘清世界近现代历史进步的大体脉络和世界的现状,再回头看十九大报告,就能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发展对世界进步的意义。党的十九大是在“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的情况下召开的。就中国国内的形势而言,在经历了30多年经济高速发展以及活跃的多元性探索之后,经济发展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诸多新的挑战,需要转型升级,明确未来的发展方向和路径。就国际环境而言,“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西方国家由于前述的政治开倒车给自身带来的困扰,使得反全球化浪潮势头强劲,对前行方向陷入认知困境,因而在外部寻找原因和出路。由于中国作为一个“异类”大国,经济持续迅速增长,并因此国际影响力也日益增强,西方世界一些国家出现了对中国的矛盾心态:一方面,他们注意到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些挑战,担心中国出现像美国那样的经济危机而给自身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带来新的冲击;另一方面,他们又忧虑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可能对西方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带来挑战,因而期待某种拖慢中国发展步伐的事情产生,“中国经济崩溃论”也应时而生。与此同时,为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法性,以及为美国政府遏制中国、分化亚洲的战略布局制造合法性,美国学界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的说法,认为中国的发展必然挑战所谓“美国主导的秩序”,导致大国争霸战争。总之,“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时代课题,这就是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在十九大报告所给出的答案中,同样包含了中国的发展与人类社会进步的关系。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进步的选择

  在冷战后的世界里,由于西方国家认为人类将终结在资本主义民主的世界,因此对依然在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并没有放弃冷战思维,只不过这种思维是以地缘政治战略作为表现形式。中国改革开放采取的是“顺应时代潮流”,以融入世界的方式来寻求发展机会。为与世界更好地沟通,中国不断向世人说明为何中国依然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处在重要历史关头召开的中共十九大,无论对内对外都需要以清晰的方式阐释自己的发展理念。因此,十九大报告通过上溯华夏5,000年文明,下望未来现代化前景,归纳总结进步发展进程,厘清历史脉络,系统地阐释了中国的发展道路、理念、目标及方式。

  中国的近现代历史发展的线索极为清晰。一个拥有5,000年灿烂文明史的国度,一个世界上伟大的民族,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因遭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侵略而历经“战乱频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深重苦难”。无数仁人志士为何救国不成?原因在于他们没有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救国道路,也因此无法号召和团结民众。但是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俄国爆发“十月革命”,退出帝国主义战争,用社会主义拯救俄罗斯民族命运的事件发生后,马克思主义就传到中国。此后诞生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从南湖上的一条小船发展成一艘世界的巨轮,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人能够为中国人民找到理想和实现的道路,并能够团结带领人民为此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因此,任何西方政治学理论都无法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

  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后不久,新中国就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因为“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先进社会制度”。这一点也可以说是中国给世界各国人民提供的一条基本经验和理念,即当遇到历史性困局时,唯有通过进步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

  事实证明中国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在积贫积弱和西方国家经济封锁的情况下,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使中国“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

  而改革开放则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要不断进步。通过进步求发展是中国发展的基本理念。而十九大报告告诉我们的就是,未来中国的发展将是一场更广泛、持续、全面的社会进步进程。中国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

  (二)中国的和平发展与人类命运息息相关

  中国以改革求进步,以进步求发展的基本理念,决定了中国的发展将不同于以往任何西方国家崛起的方式。近代西方国家的崛起,走的都是帝国式的发展道路。传统帝国的发展模式主要有两条:一是依靠领土扩张来获得资源和市场;二是领土疆界大小取决于实力的强弱。所以,在近现代的欧洲,当国家实力对比发生重大变化时,都会导致战争。二战以后,整个西方并没有彻底放弃帝国的思维模式,所以对于中国的复兴发展总是抱着旧帝国面对新帝国的心态加以审视。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中的所谓“权力转移”理论,就是基于帝国的思维模式而产生的。这种理论的潜在前提,就是美国拥有支配影响他国的权力。其实这种权力并不存在,而是因为美国利用自己在战后形成的诸多方面的垄断地位胁迫他国。美国挑动南海问题,迫使东盟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就是一种典型的表现形式。同样,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也是基于帝国争霸的思维模式。

  中国不可能采取帝国的思维模式谋发展。这首先是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不接受西方的帝国观念。尽管西方史学家不断要把中国的古代史描绘成一幅西方式的帝国史。但事实是,中国在古代最强大的时候,也没有像罗马帝国那样以领土扩张为基本国策。其次,近代中国人民惨遭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欺凌,在反对帝国主义的长期斗争中,早已形成痛恨帝国主义的文化心理定式。第三,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论都是追求人类社会的平等。国家主权平等的概念也是源于人人平等的基本理念。

  当然,中国的强大自然会对某些现存的东西构成挑战,因为中国公开明确地表示反对某些东西。中国“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以强凌弱”。显然,中国反对的都是帝国主义的行为方式,难道这种挑战是不可接受的吗?

  正是基于对人类进步的基本认知,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同时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纵览十九大报告,可以发现中国发展理念的核心就是人类进步的历史必要性。因此,报告不仅为中国自身的发展制定了蓝图,同时也为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提出了方向,因为中国深知自己的发展与人类的进步密切相关。所以,从人类历史进步的高度看中共十九大,应该可以期待中国成为推动世界共同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重要力量。而“世界命运握在各国人民手中,人类前途系于各国人民的抉择”,一个更美好的世界需要各国人民携手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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